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以1982年宪法的公布实施和1997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为标志,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为恢复阶段;从1982年到1997年为全面发展阶段;1997年以来为全新发展阶段。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把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必须把立足中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文物商店改制问题探析

在回顾国有文物商店历史成因、分析文物商店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其改制的必要性,进一步分析了国有文物商店改制的特殊性以及国有文物商店改制必须要处理好的四点关系。     

晚清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循化厅档案为例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建国初期的冀朝鼎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冀朝鼎在帝国主义实施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困难面前,积极探索中国外经贸的新体制,加强外汇管理,以灵活的外交,与11个国家签定了外贸协定,还成功地与日本、英国等未建交国家进行“民间贸易”．打破西方列强的孤立政策．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的新局面。     

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政治解读

“地方主义”一词,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其后至今被较多地使用;中外关于地方主义的阐释也颇为复杂;依据这些阐释和对“地方主义”一词的解构,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地方主义的内涵应是地方心理观念、地方政治意识、地方政治行为及其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一个结构。关于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界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应是基本标准;中央政策是一个重要标准;国家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参照的方面。界定的立足点应在于：它必须出自地方,是地方的意识和行为;它的基本方面是地方对中央;它的本质是地方同中央争权夺利。     

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在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的讲话

建国初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的宏观经济从总的时间序列上看,可划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调整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点.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强调发展速度;战略推行的结果虽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在产业结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增长方式、增长的波动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与此相适应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是起了作用的,但从效率上讲是失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对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     

民族地区政区调整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路径--以20世纪50年代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设置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民族为名称的各层级自治区非均衡地建立,致使政府在已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与尚未建立区域自治的民族地区执行经济政策时出现偏差,经济政策偏差产生的优惠差异引发了都安瑶族群众谋求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为了解决瑶族谋求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在采取经济政策调整和相应政治措施调整无果之后,为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政府继而采取政区调整的方式,通过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的探索,最大限度地将瑶族纳入瑶族自治县内。最终,通过政区调整满足了少数民族对民族区域自治的需求,实现了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和解与社会稳定。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national/regional identity in Quebec and Walloni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exus between nationalism/regionalism and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t the subnational scale. Relying on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how notions of national/regional identity are discursively embedded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discussions of Quebec and Walloni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based on the distinct logics of subnational politics in both cases is used. Whereas Quebec is considered a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subnationalism’, the Walloon case is defined as a political regionalist move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permeation of substate identity interests in both Quebec and Wallonia'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discussions, underscoring parallels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ir diverging charac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course analysis sheds light on important distinctions in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identity discourse is articulated. By juxtaposing identity politics in ‘nationalist’ and ‘regionalist’ movements, the study aims to bridge their conceptualisation and critically reflect on the categorisation of subnational mov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