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南土地丈量综述

有明一代,河南省曾进行了三次土地丈量活动：第一次在明初洪武年间,丈量出的土地数字仅是当时开垦的土地数,不能反映全省实有的土地数量。第二次在明中期嘉靖年间,是在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丈量之后又以“符合原额”为宗旨,大量进行了折亩活动,故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不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也不能反映当时实有的土地数字。第三次是在明中后期万历年间进行的,指导思想明确,法令严格,方法得当,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又代表了全省实有的耕地数字。     

对"大跃进"时期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宏观历史考察

1958年,农业中学最先诞生于江苏省.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学校数量及在校人数迅速膨胀,成为全国教育"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始终保持了一个庞大的规模,直到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其盲目发展的势头才得以遏制并开始逐步调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

由于三朝本《三国志》系经过多次补版印刷,其版式不一,对其版本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综合多方面资料,至少存在三种三朝本《三国志》。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商青铜私文书的兴起

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并展示的我国早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先秦青铜器,是中国先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青铜私文书只是先秦私文书的一部分,并非是我国最早的私文书。“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研究成果表明,商以前就已有文书记录产生,如再加以考古出土实物印证,夏就有可能是先秦私文书的起源时期,为此,笔者将商只作为中国青铜私文书的兴起阶段。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樋口一叶小说《行云》的时空意向

小说《行云》写的是一位上京求学后又返回故里的青年的故事。青年的情感经历揭示出了由甲州大藤村至东京的空间距离。文中衬以路途之险,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甲州人呼吁中央线铁路建设的关注和声援。同时,作者还以“战争画”等小道具明示了小说时间与创作时间的一致性,进而虚拟了青年归乡后的数年时间,以两者暗喻了狂热一时的甲午战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毫无意义。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Multiple Histories: Three Journeys through Academic Records,Medieval Yemen,and Current Anthropology's Encounters with the Past

This chapter sets out to reconsider the interrelation and non-identity between tribal and kinship relations in South-Western Arabia's history through three cumulative methodological steps that are in part inspired by renewed debates on kinship in anthropology, but also by the École des Annales and other historians such as David Sabaean. A first step identifies different legaci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Euro-American academic record after 1945, and specifies their relevance for today. In a next step, prevailing relations between tribal structures and kinship relations will be assessed through a long-distanc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dieval constellations in the Zaydi highlands of Yemen and elsewhere in Asia for an eleventh century time horizon. Thirdly, the outcome of this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uld then provide some indicators for a fresh assessment of existing source materials through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gender, kinship and hierarchies. The argument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multiple histories”, and how to approach and write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