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旅游生产线的景区容量算法

现行的风景区空间日容量的计算方法往往大大高估了景区容量。本文以游客在景区中的移动行为为出发点,将景区旅游线路类比为旅游生产线,其中游客为工件、景点为工序。利用旅游生产线的平行移动特征,推导出在景区日开放时间内能够完成景区游玩的游客批数。然后,以景区线路中的瓶颈景点容量为批量,该批量与批数相乘即得到了景区容量。旅游生产线理论填补了景区容量计算理论支撑的空白,并使景区容量计算真正的科学化、合理化。     

女性工作场所的身份认同与阶层生产——以某高校食堂为例

本文在劳动过程理论和女性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上,对学校食堂进行研究,分析两种类型女工在工作场所的分工等级与认同机制。首先,劳动过程理论的意义在于解析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制造服从的员工和稳固的分工等级关系;但是本文研究表明,当部分女工没有被完全纳入生产的中心环节时,她们进入工作场所之前的性别身份就起到了重要的预设作用。籍此,本文试图推动社会-空间作用双层机制研究,尝试推动微观空间尺度内自我身份在劳动过程中认定与生产的理论建构。     

生产网络演化视角下的城市产业升级路径研究——以汕头市纺织服装行业为例

如何根据自身经济活动所具有的空间组织特征和演化轨迹来选择升级路径,是城市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粤东城镇群区域中心城市汕头为例,选择具有传统优势的纺织服装产业,整合经济地理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方法构建分析框架,运用访谈获得的企业关系数据和相关资料,分别对汕头纺织服装行业生产组织的历史路径以及当前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提出汕头纺织服装行业未来进行升级的路径选择。本文在城市产业发展规划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地理新理论范式方面进行了尝试性探索。     

电影旅游集群的文化空间生产研究

作为电影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融合的产物,电影旅游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本文在分析国内电影旅游发展的现状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对电影旅游的内涵和类型进行辨析,指出电影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是影响电影旅游发展的关键。通过分析产业集群的内涵与组织成因,指出我国影视基地和影视城等电影旅游地理集聚体存在的产品多样化不足是影响集群网络形成的原因。电影旅游产品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文化多样性上,而文化空间就成为电影旅游集群发展的重要维度。通过对文化空间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指出文化空间超越了地理空间与产业空间的限制,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特征,在生产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不断生产着新的文化空间。电影旅游集群的文化空间生产需要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互动机制,这是电影旅游集群进行文化空间生产的关键,也是电影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国际物流企业进入中国的路径及空间网络

以国际物流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国际物流企业在中国的进入路径与空间网络构筑规律。首先,划分了国际物流企业进入中国的发展阶段,分析了其结构特征和进入扩张模式,探讨了国际物流企业进入与中国物流政策与市场门槛的关系;然后,重点考察了国际物流企业的中国网络结构,包括网络单元类型分异与功能分异,深入分析了其区位选择,重点包括企业总部和网络单元的区位选择法则与空间规律。最后,以敦豪速递为案例,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网络拓展过程与区位选择的规律。本文有助于进一步考察外资在中国的网络建设与市场拓展规律。     

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

近年来,以文化资源为消费目标的空间克隆生产逐渐成为我国城市营销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切入,以消费社会大众心理研究为基石,以"文化资本"为理论依据,探索文化进入市场循环生产的模式,并结合当代中国文化消费空间生产性状况,揭示其"异质的同质化"与文化认同偏差的弊病:一方面推崇所谓异质多样的空间以迎合大众消费心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与资本的结合,使文化不可避免地沦为市场的奴隶,最终导致文化断层。文章最后在简要对比国内外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的基础上,套用资本循环理论探讨其症结之所在。     

中国古代劝学文发展简论

劝学,作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传统和思想主张,不仅口耳相传,更铭刻在字里行间,那就是一脉相承的劝学类散文.春秋战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建立、士阶层的出现以及私学的产生奠定了劝学风气和思想的形成,体现于诸子散文并形成了初步繁盛的局面.秦汉以后直到唐宋,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和散文的发展,劝学文也日趋成熟和繁荣.元代之后,理学思想和散文创作都从繁荣而走向衰微,劝学文的专门性和系统性有所减弱,文学性也更加淡化,最后随封建社会的终结而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Producing liminal space: gender,age and class in northern Ontario's tree planting industry

Drawing upon qualitative data,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ree planters in northern Ontario, Canada engage with liminality in terms of gender, class, age and space. In doing so, it provides insight into concepts of gender liminality and the variegated experiences of males and females in liminal spac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of the liminal engagement. First, the spaces of tree planting are liminal as they are marked by homelife and worklife, but dominated by neither. Second, gender performances are liminal, as males perform masculinities seldom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 yet often valorized – in their permanent communities, while females (who make up nearly half of the workforce) are offered opportunities to work and succeed in a traditionally male industry. However, success often requires that they adopt certain masculine traits. Third, most tree planters are in the interstitial age of ‘youth’, somewhere between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Finally, tree planters are generally members of affluent urban middle-classes, yet the work they perform is more readily associated with rural or peripheral working-classes.     

领导干部问责制刍议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中心环节和切入点。近年来领导干部问责在实践和制度建设上均取得了进展,但问责主体、问责范围、客体界定、问责程序方面仍有完善的空间。为此,需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以促进领导干部问责制适应现实的需要,并为中国特色问责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追赶式发展的继承与超越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继承和超越,这是以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为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发展模式由模仿型到创新型的根本性转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