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视域下中日现代化的制度比较

要进行现代化尝试,必须形成一定发达程度的商品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建立一整套有效的产权制度。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权威。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群体的壮大。由于制度的差异,具体国情和历史起点不同,中日两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文官政治化倾向的加强

新政时期,罗斯福总统在扩大政府规模的过程中,通过“政治庇护制”任命文官,使行政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中的“政治文官”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立法和政策的制订,自主地执行联邦政府的政策,导致美国文官政治化倾向的加强。这种现象不仅源于政治与行政的特殊关系,源于“政治文官”自身的优势,也源于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     

中产阶级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治现代化中的作用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等级、多种族社会中的一个阶层,中产阶级既是联系社会上层又是沟通工人阶级下层的黏合剂。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努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才建立起西方化的政治民主制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政治现代化实践,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

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私人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和较为适合的角度,反映出了处于思想成熟时期的拉斯基主张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     

印度农民政治文化变迁和现代民族运动的兴起

印度社会精英对英国统治态度的改变是20世纪上半期印度群众性民族运动兴起的一个关键性政治变量。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农民社会里,农民(包括农村手工业者)一直是主导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不能不影响整个印度政治社会的发展。传统上的印度农民是政治冷漠主义者,他们对村社之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并不关心,但是在英国的统治下,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却使印度农民和全国性政治过程有了密切的利害关系,他们和印度的社会政治精英在反对英国统治方面具有了共同利益。这正是使得他们积极响应以甘地为首的印度政治精英的号召,参加印度现代民族运动,为印度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思考与选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虽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已经制定了一个适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蒋梦麟中西文化观述评

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遭受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身受中西两种文化滋养的蒋梦麟主张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用中国文化来整合西洋文化,同时以"西方的尺度"来重新审视和阐发中国文化以建立起适应现代中国需要的中西合璧式的新文化.蒋梦麟的中西文化观,体现了一个爱国重教、精思力践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执着探索.     

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工制度的演变:1924-1928

在孙中山的“党治”理念及苏联“党军”体制影响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后积极倡行“党在国上”、“党在军上”的政治制度,在黄埔军校教导团时代,即仿效苏联红军实施以党代表为中心、以政治部为具体实践单位、辅以自上而下建立党部的三位一体的政工制度。1925年7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这一体制在黄埔军校生为主体的军队内基本保留。因国共间的猜忌,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随着“清党”运动而产生重大变异,党代表制废除,政治训练部地位下降,军队党部更是形同虚设。试图控制军队的国民党,却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反控,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军干政”、“军强党弱”现象,成为此后影响民国政治走向的一大因素。     

Where i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 moving project

ABSTRACT. Since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have sought to mobilise regional support by identifying with the national agenda of regional preferences. There have been changing contestations appealing to north, south, center, west and east. By analysing these moving identities, one can escape a misleading homogenisation of actual multi‐strandedness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ongoing political struggles using conflicting nationalisms on behalf of diverse political agendas, some more war‐prone than ot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