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人李尚迪与道咸文人的交游

道咸年间,朝鲜诗人李尚迪（1803—1865）曾作为朝贡使译官十二次来清都与诸多京师文人交游。身为译官中人,李尚迪在国内深受身份制约,但他利用＂燕行＂机遇,走上了海外发展的路线,开拓了新的文学活动平台。在长期与晚清文人进行文学交流中,形成具有多元化诗学倾向,并以其文才、人品赢得了晚清文人的推诩,且以海外名声转而获得了国内文坛的地位。李尚迪文学活动可谓19世纪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文学交流中的特殊现象。     

丧葬习俗的地理学研究——以西藏天葬为例

丧葬形式既是社会文化观念的反应,也是一定自然环境作用的产物。我国主要有5种丧葬形式-土葬、火葬、塔葬、水葬和天葬,大部分民族采用火葬的形式。藏族作为我国民族大家庭重要的一员,在丧葬习俗上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90%以上的藏族同胞接受天葬。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神奇的经学传说是天葬在西藏盛行的主要原因。由于天葬节约土地,净化环境,保护资源,在促进社会文明方面有特殊意义,应予以理解和尊重。     

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

宋明以来宗族制度形成理论的探讨,似可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前一个时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封建社会形态视野下的近世宗族农村公社论、族权论、宗法思想论、土地关系制约论四论;在后一个时期,则从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对前一个时期的理论基础有所突破,主要反映在宗族民众化、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三化"、国家认同论、宗族乡约化以及对宗族形成原因的综合分析方面.把握近世宗族制的形成及其性质,将近世宗族与中世世家大族加以比较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在封建社会后期理论影响下的宗族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宋以前的宗族与社会具有身份性,是世家大族掌控社会;宋以后的社会具有非身份性,普通官僚与民众地位上升并拥有宗族.新的研究注意到中世世系重视女系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下对于中国中世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等理论,也值得借鉴.我们应当把宋以后宗族形成问题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关注宋明以来宗族的新与旧、南与北、官与民、国家与宗族、守旧与创新等问题,进一步充分占有资料,改进解读资料的方式,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试论古体诗歌中的说理诗——兼评辛雨在说理诗领域的新探索

本文就古体说理诗的一些显著特色和现代作家辛雨诗集《紫园诗语》中的一些说理诗进行了简要分析,探讨古体说理诗在现代社会的意义。论文对古体说理诗的一些特色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三点:1、状物喻理;2.咏史喻理;3.形象描绘中喻理。辛雨的说理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1、用传统的咏史题材表现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2、喻辛辣的讽刺于客观平静的叙述之中;3、用对比结构的手法来揭示深刻的思想,展示丰富的内容;4、喻辛辣的讽刺于出人意表的结构中,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

长期以来,由于根深蒂固的静止世界观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消极影响,再加上人类对自然的生态价值缺乏认识,自然长期被历史学家所忽视。自19世纪后半期,一些美国学者尝试将自然纳入历史的写作范畴。经过长时间摸索,这一努力日臻成熟,集中表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环境史。环境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思路和新视角,它还可以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理论问题重新做出解释。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全清词·顺康卷》"竹枝词"的几个问题

《全清词.顺康卷》是继《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唐五代词》之后最大的断代总集,是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然而,其中所收毛奇龄的《竹枝词》一首,七言八句,根据体式、内容和押韵,应分为两首;有的《竹枝词》带有和声.竹枝"、"女儿",但"女儿"不应在下句的开头,应在上句第七字之后;所收焦袁熹的《竹枝》两首,不应把七言句式点断为四三句式.     

章学诚佚文一篇

《汪氏二节母家传》是章学诚的一篇佚,收录于清代学汪辉祖所编《双节堂赠言集录》中该对研究章学诚与汪辉祖的生平、交友以及思想颇有价值。     

从李煜词中之梦看南唐的覆亡之路

南唐后主兼词人李煜,存词近四十首,其中有不少的词作展露了其梦及梦一样的生活状态,从中可以窥见南唐的覆亡之路。     

步入近代的中日文学交流——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是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以及旅日文人。他们多为饱学之士,且好交友喜翰墨,常与东瀛的一流文人宴饮赋诗、笔谈雅会,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赋篇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诗人的创作欲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同时,他们还以游记、随笔等形式,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等介绍给国人,为国内同胞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世俗人情、自然风物等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