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县级行政首长略论

西汉县令长及其在西汉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问题,在传世文献资料与尹湾汉简的材料中都有反映。如董仲舒言：“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通过分析西汉基层行政,可进一步了解西汉县令长行政类别,行政权限以及县令长与地方王候的微妙关系。     

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

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高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     

商前期青铜斝的制模工艺初步研究

制模是青铜铸造工艺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关键工艺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献记载的缺乏,考古实物资料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学界对陶模制作工艺的认识。近年来,我们通过对大量青铜实物的细致考察,发现大多青铜器上都有明确、整齐的范缝。为研究夏商之际的范铸技术,我们对商前期青铜斝进行了模拟制备,发现分型制模才是其制模工艺的主流,用此种工艺制模更加符合器物上的范铸特征。     

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

南宋在川陕战区兵力部署中,基于战略防御和节制武将的考虑,形成兴州、金州、兴元府三大屯驻重心。在具体兵力分布上,由于吴氏武将集团的影响,兴州驻军的数量与实力最为强大,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兴州驻军力量过于强大是吴曦据兴州叛变的关键因素。吴曦叛变平定后,南宋对兴州军事力量予以分化,又导致兵力分散和不利于边疆防御的弊端,体现出南宋削弱地方军事力量与加强边疆防御的两难困境。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演变,蕴涵着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真实内容。     

清代川东道的辖区与职能演变——兼论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性质

川东道是解读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范本。通过考察,再次证明了道由一种临时性的藩臬二司派出机构,逐渐演变成有固定辖区和治所的府以上省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因应时变、灵活性和敏感性,使得川东道在晚清被附加了很多原本不相关的职能。尽管它本身不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职官,但由于府以上省以下的空隙过大,这种中层地方机构,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需要的。     

京军与明代京城的宫殿庙宇建筑

京军本为守御京师(畿)而设,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皇亲贵戚的生活越来越奢华,京城内的工程修建越来越多,大批京军被抽调借拨到建筑工地,一部分京军竟然演变成职业建筑工人。京军参与修筑的建筑物主要是宫殿庙宇。京军修筑虽然组织方便、节省费用,却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军队的衰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汉用玉思想研究之一——辟邪厌胜思想

笔者在对汉代玉器进行综合考察时,发现在丧葬、佩饰、日用及陈设用玉中,有许多玉器无论造型或纹饰都有一定的辟邪厌胜之意。本文通过对这类玉器的研究,试图从玉器角度分析看待当时社会流行的辟邪厌胜思想,辟邪厌胜意义也是汉代用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广东深圳市盐田区黄竹园遗址发掘简报

2001年3～5月,深圳市博物馆、市文管办等单位对黄竹园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的遗迹有商时期灰坑1座、墓葬11座,春秋时期的墓葬5座,出土较多陶器、玉石器和少量青铜器等遗物。其中商时期遗存可分为二组,第一组的年代约在早商的偏早阶段或早商时期;第二组的年代约在早晚商之际。     

蒙元时期的酿酒锅与蒸馏乳酒技术

一2004年春夏之交,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联合举办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展,其中的一件展品铜酿酒锅(图一)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后来有机会在内蒙古博物馆同仁的帮助下,仔细观察了这件酿酒锅。     

近代以来中外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谈判

国人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萌生于甲午战争前后。在知识产权中,专利权最早为国人所认识。但国人真正地比较广泛地关注知识产权,并对其有比较清晰、深刻的理解,却是在清末新政时期。此时,中外首次就保护知识产权进行了谈判。在保护知识产权谈判中,保护商标的谈判最为顺利。保护专利权、版权的谈判,比较艰难。经过谈判,中国与各方还是达成了一个互赢的结果。然而对保护知识产权,特别是保护版权,国人认识还是比较模糊。这也说明,保护知识产权．在中国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