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南土地丈量综述

有明一代,河南省曾进行了三次土地丈量活动：第一次在明初洪武年间,丈量出的土地数字仅是当时开垦的土地数,不能反映全省实有的土地数量。第二次在明中期嘉靖年间,是在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丈量之后又以“符合原额”为宗旨,大量进行了折亩活动,故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不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也不能反映当时实有的土地数字。第三次是在明中后期万历年间进行的,指导思想明确,法令严格,方法得当,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又代表了全省实有的耕地数字。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

由于三朝本《三国志》系经过多次补版印刷,其版式不一,对其版本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综合多方面资料,至少存在三种三朝本《三国志》。     

论"白家庄期"商文化

分布和影响地域广袤的"白家庄期"商文化,因时代接近于商代中期而在商文化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有关考古新发现显示,"白家庄期"商文化本身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在其所代表的历史阶段中,郑州商城的衰颓与小双桥商都的兴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是,有关文献所记商王朝此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以及仲丁迁隞历史事件的发生.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伐邢之"狄"考

《春秋》所载伐邢之"狄"应为商人.在邢国墓葬考古中,发现有"毁墓"现象,由年代和情势判断,只能是对邢有"亡国"之恨的商人所为.狄也叫戎.戎在金文中写作" ",最初是商王小乙之子"子 "的氏族徽志.这个氏族一部分居于王畿北境,今河北新乐一带,负守土之责.周公东征后逃匿太行山中.狄也作翟.翟,《说文》云"山雉尾长者",《赵世家》云"子姓".图腾和族姓皆与商人相同.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概念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是指夏商周三代已具备公共权力,但社会仍滞留在居民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所谓中国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了早期国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则是走的部落联盟酋长因其职务的“独立化“转变为“社会主人“这样一条路径.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李家崖文化年代再议

李家崖文化典型器类与晚商早期商式铜、陶器的共存关系表明,李家崖文化的年代上限应为殷墟一期,该文化早期与朱开沟文化晚期部分器物形制接近,也表明两种文化之间年代紧密衔接。李家崖文化晚期出现的弧裆鬲与仿铜风格的鬲、鼎分属先周文化和殷商文化因素,据此可推定李家崖文化的年代下限为西周早期,相关文献中关于"鬼方"等北方部族的描述也与上述认识契合。     

胡家草场汉简与尹湾汉简数术文献中的“刑德行时”

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竹简《五行日书》按端、令、罚、刑、德五时占测为事、初病、生子诸事项的吉凶。这篇文献与尹湾汉墓出土的《刑德行时》大体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两相比照,有助于加深对其文本源流、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洛阳新发现唐天宝三载石幢考释

2016年8月,洛阳匾额博物馆前施工时挖出一件唐代石幢的幢身,据其刻铭可知,该石幢立于唐天宝三载(744年),为彭城县尉张悌所立,其上所刻经文为《佛说业报差别经·施灯明功德品》。经考证,该石幢应为唐代佛寺灯台的幢形灯身。此外,张悌为比丘尼之"养男"的身份也为同类刻铭中少见,为研究唐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