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研究

本文采取就业密度分析方法,对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进行实证研究。在南京市区现有11个区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区划分为159个研究单元。依据2005年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区县层面"分行业就业数据,以及2006年南京市用地现状图,修正匹配得到各个研究单元制造业、服务业、商业金融业及总的就业密度值。并运用Arcgis软件对就业密度值进行核密度分析以及3D模拟,分析南京市区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总就业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原因机制。     

河南省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互动研究

文章在分析河南省城市化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用Arcgis9.3以"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为指标绘制地图,反映了河南省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之间作用强弱的空间差异,分析表明,河南省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偏差,原因在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非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河南省的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地理分布特征。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对策。     

北京城市空间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空间认知影响因素分析与认知空间格局研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论文基于北京城市空间认知调查问卷数据,引入居民属性等16个变量,利用二值Logistic回归方法,提炼出23个认知地点整体以及交通节点、商场、休闲地三种类型地点的认知影响因素。发现:第一,不同类型地点的认知率影响因素存在异同,其中,存在职住变更是最为显著的共性因子。第二,各类地点中的显著影响因子对认知率的作用大小有明显差异,年龄46-55岁变量是23地点认知率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交通节点和商场认知率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就业内城四区,而就业地与休闲地距离小于等于6km变量对休闲地认知率的影响最大。第三,各类模型中的影响因素类型不同且影响程度有很大差异,故具有不同属性信息组合的居民认知率不同。     

港口体系演化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分析

区域港口体系的结构和层次是不断变化的,根据各港口功能和作用的大小不同的变化,港口体系演化变现为集中化发展和分散化发展两种趋势。影响港口体系演化的因素很多,具体可归纳为技术进步因素、区位因素、航运市场因素、政策和政治因素四类。在集装箱革命之前,区位因素是影响港口体系结构的主要因素,而集装箱化之后,新技术的应用、航运市场在港口体系层次变化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策和政治因素是港口体系发展的背景因素,其影响力一直较大。最后通过构建港口体系动力模型,详细阐述了各个因素对港口体系演化的影响过程和驱动机制,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于港口体系集中化和分散化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作用。     

基于普查单位的北京市就业中心识别与功能定位

运用第二次经济普查单位地理编码数据分析了北京市就业密度变化特征,并对就业中心功能进行了分析。北京市就业中心整体上仍呈现单中心格局特征,多中心格局虽有显现但并不明显。本文共识别出中关村片区、金融街片区和CDB片区等三个就业中心片区和上地、首都机场、曙光街道等十二个就业次中心。依据专业行业就业人口数量指标、区位熵指标,就业人口占同行业比例指标,将北京市就业中心分为7种类型,即大型企业集聚型就业中心、临空经济集聚型就业中心、制造业集聚型就业中心、批发零售集聚型就业中心、商务商业集聚型就业中心、金融集聚型就业中心、科研教育集聚型就业中心。传统就业中心因集聚效益、集群效应和锁定效应使范围进一步扩大,密度显著提高,中心功能也日益复杂,细分行业分化明显。     

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以不列颠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政府在不列颠的运作以揭示元首制时期罗马行省体系的运作机制。对总督及代理官任命之考察表明,罗马官员具有非职业性,他们生活在相对固定的晋升体系中,一生需要出任诸多不同职位,并没有为出任某个职位接受专门训练,所以无法发展出专业行政知识。此外,元首制时期官僚机构尚未增生,行省中罗马官员的数量屈指可数。这些都为地方自治开辟了空间。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在征服初期以藩属国的形式出现。随着时机成熟,藩属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逐渐被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所代替。城市里的地方官员在刑事案件之审理和直接税之征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可能把行政负担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是罗马帝国正常运转的奥秘所在。     

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     

古代两河流域宗教中的生死信仰1

古代两河流域先民认为人类的生命是由神创造并为神服务的,人类没有永生,死亡是命中注定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名誉和为神服务;人死后亡灵都要进入地下世界,地下世界是黑暗凄凉、阴森恐怖而不值得向往的。这种生命信仰和死亡信仰反映在祭司神学集团编造出的一系列神话、史诗等宗教文学中,二者互为补充,共同发挥着宣扬宗教教义的文化功能。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

《鹖冠子·博选》篇写于秦代,其主要思想是五至论。本文由该篇入手,探讨五至论的理论渊源,五至论所涉及的先秦诸子帝道、王道、霸道说,以及各学派对帝道、王道、霸道的不同看法,并对产生此三道说的时代背景做简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