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戴维·J.希尔和他的《欧洲外交史》

活跃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传奇式人物戴维·J.希尔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而他最为后人记取的是他在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开创性成就。他所著的《欧洲外交史》三卷,是欧美学界的第一部国际关系史通史著作,极大地推动了19、20世纪之交欧美国际关系学科的兴起。该著作既清晰描绘了1800多年间欧洲政治的宏观轨迹,又生动展示了欧洲国际关系进程的丰富画面。它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对历史主线的精当把握、对历史偶然因素的深刻揭示、对文献资料的广泛挖掘以及清新活泼的写作手法。这些特点使该著作成为国际关系史学的不朽经典。     

古玺印菁华释地三则

古官玺中涉及的地名颇多,其研究对古文字、古地理及古玺分域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玺文的形体分析角度出发,对《古玺印菁华》收集的三方官玺予以考证,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199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变化趋势

1992年之后,我国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发生了深刻变化。居民购房公平自由,私有住房的比重急剧攀升,住房设施日益完善,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居住开支迅猛增长,城镇居民居住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受不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在居民居住消费过程中,一些诸如住宅私有率过高、住宅面积过大、一房伴终身等严重脱离实际需要和基本国情的问题日益突出。     

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

基于对新中国建国方针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考虑,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劳资两利”确定为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它包括保障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方面内容。这一政策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清晰的脉络和明确的成果。在新时期中共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四个重大关头,思想解放形成了三次“大潮”和若干个“次大潮”。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成果。     

日伪时期的南京英美侨民及其活动

侵华日军当局在南京大屠杀后,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基于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对继续留驻在南京的英美侨民,采取表面的礼遇、利用与事实上的限制、打击的两面态度与两手政策;而英美侨民则在艰难的条件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南京抗战史与中国抗战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呈现出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与特点.这段过去被长期忽视的抗战史内容,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考察

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逆流的始作俑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中日复交前使本国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而且在中日复交后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不仅变本加厉,而且呈现出民间与政界配合、右翼与政府呼应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