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中葡交涉述论

1902年中葡交涉过程中,葡方先后提出扩大澳门界址、在澳门及周围各岛范围内任建工程并协助缉私、修造广澳铁路等项要求,并以承认中外新定税则和协助清政府在澳门征税缉私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对葡方企图扩大统治区域等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给以坚决抵制,使葡方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但为了取得葡方承认新定税则和协助中方征税缉私的目的,在修造广澳铁路问题上对葡方做出一定让步.     

民国时期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开始实行且步履艰难的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历经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动荡,成为民国时期行政管理体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制度性建设的日益完善和具体实践上的相对混乱,这一时期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得与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日益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规制缓和、结构调整与竞争效率——中日韩电力体制改革比较

本文以中国、日本、韩国电力体制改革实践为比较对象,从改革的起点、目标的选择、引入竞争的方式、电力监管、电力民营化、改革的成效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力求得到一些对深化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有意义的启示。     

明治旧民法典的编纂及其特点

明治旧民法典是日本近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一页,虽然其未被实施,但是,从明治旧民法典编纂过程来看,它是近代日本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近代日本法律体制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试论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

五位以上的有位贵族依据"官位相当制",在官僚机构内部担任高官,并在服制即朝服和礼服方面与六位以下官人相区别。有位贵族在政治、经济、法律和受教育方面具有很大的特权,享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官人的出身资格大体分为五位以上官人的子孙的荫子孙、六、七、八位官人之子的位子和除此之外的白丁三种。荫位制,是五位以上的有位贵族子孙的主要出身之路。日本的学校与官吏出身制度的联系不是很密切,日本的学校的功能与其说是培养任用官吏的机构,不如说是在培养专家的同时,以使五位以上贵族子孙广泛了解经学为目的的一种经学传播机构。     

关东州会制研究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旅大地区建立了关东州殖民地。会是关东州最基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日本殖民政府对关东州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会来进行的。但关东州的会只是一种行政上的辅助机关。1925年6月20日,日本政府以第238号敕令的形式公布《关东州会制》,正式赋予会以法人资格,以后又不断强化,确保其殖民统治的需要。     

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研究——以重庆为例

选取风险源、风险受体状态、风险响应三个方面16个指标,以外部自然、人文因素、传统村落内部景观和建筑结构等为切入点,构建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评价体系,分析重庆市110个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并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建议。研究表明：(1)构建的风险评价体系能够综合反映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外部压力和内部脆弱性,体现其空间差异。(2)重庆市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属较高及以上等级的有42个,占村落总数的1/3以上,主要分布于渝东南武陵山中山地区,如酉阳、秀山等地。(3)风险等级较高及以上的传统村落,应提升主体风险防范能力,合理规划村落发展,避免城镇边界扩张挤压传统村落空间,导致其非自然性衰落。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研究从宏观揭示风险驱动因子,识别风险胁迫大小,对传统村落精准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以1982年宪法的公布实施和1997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为标志,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为恢复阶段;从1982年到1997年为全面发展阶段;1997年以来为全新发展阶段。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把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必须把立足中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文物商店改制问题探析

在回顾国有文物商店历史成因、分析文物商店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其改制的必要性,进一步分析了国有文物商店改制的特殊性以及国有文物商店改制必须要处理好的四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