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名类聚抄》成书过程的文化概观

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离不开其周围环境和吸收先进文化的内涵,而语言的表现形式又与其发展过程中的语言资料——辞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名类聚抄》是日本辞书中对中国大陆文化吸取过程的代表之作,它的成书过程和内容有着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和平安时期语言文化史所应该拥有的价值,同时又包含了作者源顺与《和名抄》之间的一个文化故事。     

西方"新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启示

近20年来,西方区域地理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地理学。与传统区域地理学相比,新区域地理学倾向于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维。强调区域的个性,强调人的能力及角色与社会结构在区域特性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地方”、“行为主体”、“体系”。在具体的区域研究中,它不仅注重当地的人及其它因素的重要性,也很重视“人”的各种行为背景,并且也重视来自“体系”的外部大环境的影响。本认为,新区域地理学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并主张在我国的区域研究中,应从对“地”的关注转向对“人”及“人地关系”的关注,发展中国的新区域地理学。     

张鸣岐与清末广西近代化

1901—1911年,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抓住契机,立足广西僻处边陲、民智未启、资源丰富这一历史现实,以统筹“边防全局”、“振兴实业”、“培养人才”为指导思想,致力于广西各项事业的建设,客观上推动了广西近代化。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实际上却互相渗透,《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莲孩玉──试论宋代执莲童子题材玉雕的起源和定名

执莲童子是宋代的玉雕中流行的一种造型,为一类风俗题材玉雕,可称"莲孩玉"。本文探讨了宋代这类玉雕的起源和定名。     

“安成家鼎”所有者问题初探

新发现"安成家鼎"拓片,铭文构成为"列侯爵号+家+容积+重量+编号",西汉时期被封为安成侯的共有五位,按照时间早晚顺序分别为窦后父、三位世袭的刘姓安成侯以及外戚王崇,根据相关资料分析,"安成家鼎"所有者为西汉晚期的外戚安成侯王崇可能性最大。     

明代蜀藩亲王墓葬的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析

明代蜀藩墓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颇多。结合对《明实录》等文献的梳理,推测潘家沟蜀王墓为明晚期的蜀端王墓,圹志碑未写蜀王谥号或与继任者"遽奏名封"一事有关。根据墓葬形制及蜀王文集、地方志等文献,凤凰山"蜀王妃"墓应是一座明早期的郡王级墓葬,墓主为崇庆王的可能性更大。结合部分亲王妃、郡王等略低等级墓葬的分布情况,可知蜀藩亲王墓可分为成都北郊、成都东南郊、黄龙溪、仁寿4个墓区。明初蜀王墓的选址经过较严格的规划;僖王使用了尚在郡王位时即已选定的墓址;此后的和王、定王选址较分散,距成都较远;怀王之后均相对集中葬于成都东南郊,或有政令因素的影响。     

当阳赵巷春秋楚墓璧形包金饰片的保护与研究

湖北当阳赵巷M12墓中出土了金属饰片459件,其中部分饰片表面附有满工錾刻的金箔或锡箔,纹饰繁缛精细,线条流畅,极具楚地艺术风格,其中以青铜包金饰片最为精美。因发掘后未经保护处理并长期堆放在库房内,致使金箔多数受压卷曲,纹饰细节均被泥土和锈蚀产物覆盖,散落金箔无法拼合整理,其装饰位置亦无法确定。为制定符合其特殊情况的修复方案,以该墓葬中出土的璧形包金青铜饰片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显微分析、X荧光光谱分析、X射线衍射、扫描电镜-能谱、离子色谱等分析手段,对其青铜基体、金箔、锈蚀产物及其埋藏环境进行了科学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锈蚀清洗、金箔比对、金箔回贴等相关工作,创新性地提出金箔比对与回贴中的相关原则,并可为同类文物的保护修复提供一套完整可借鉴的保护方案。此外,还整理了先秦时期璧形包金金属饰片的出土情况,并推断其应为漆木盾上的饰件。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