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数据结合的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评价——以南京为例

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成为居民、学界与政府关注的焦点。采用多源数据,拓展了已有城市生活空间质量的评价维度与评价方法,从舒适性、便利性、健康性、安全性、社会性五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南京为例进行了生活空间质量评价并识别其空间分布规律。实证分析表明：①南京的城市生活空间质量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高质量生活空间呈现明显的等级集聚特征,主中心位于核心区周边1-3 km的圈层,低质量生活空间总体分布较为分散。②在构成生活空间质量的五个维度中,舒适性和社会性的发展质量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增的趋势,便利性的发展质量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趋势,健康性受城市环境质量分布趋势的影响,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安全性的高值集聚不显著而低值集聚于城市中心区。     

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

针对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上的混乱和无力,作者提出理解过去成为重构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提;并且在介绍和评论沃尔兹、吉尔平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世界史观和沃勒斯坦世界史观的联系与区别之后,对世界历史中国际力量的结构提出了新的证据,尤其着重介绍了英国学派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概念的缘起、演化及理论家们的批判。虽然本文作者即是当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并不避讳英国学派在理论上的缺憾,指出巴里·布赞构建在没有共同文化的条件下国际体系也可以转化为国际社会理论框架同时,关闭了一个布尔曾经试图打开的空间。作者认为在解读国际社会的世界历史方面还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探讨。     

Determination of a kinship system using ancient DNA,mortuary practice,and historic records in an upper Canadian pioneer cemetery

Recovered and amplified ancient DNA (aDNA), from a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19th century Upper Canadian pioneer cemetery produced genotypes that were used to infer a past societal kinship system. While the results from multiplex short tandem repeat (STR) amplifications showed an unreliabl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product, a single locus HUMTH01 analysis yielded reproducible data and an allelic frequency pattern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modern populations. Mitochondrial (mt) DNA HVR II data showed that a combined cemetery database exhibited reduced haplotype diversity indicators, as well as clusters of probable maternally related burials. The chronological persistence and replacement of mtDNA clusters approximately every two generations suggests a patrilineal/patrilocal kinship structure from a virilocal burial program for the Harmony Road cemeter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DNA analysis with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culture, historic records, and other ethnohistoric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is conclusion is supported. In this study persisting patrilineally inherited surnames act as a surrogate for aDNA Y‐chromosome haplotype analysi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DNA applications on aggregate skeletal collections where sparse, or no ethnological or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exists, may result in incorrect population history inferences if the presence of a kinship interment bias is not considered. Copyright © 2003 John Wiley & Sons, Ltd.     

论我国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优化

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优化是强化生态城市建设,进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讨论了我国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优化的重大意义,指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强烈呼唤生态城市建设,而生态城市建设必须以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优化为支撑。解析了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空间形态结构和要素组成结构,阐明了开放空间系统的实用功能、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景观功能和调控功能等,提出了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优化的理论基础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优化的基本对策和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圈层一体化优化、系统要素优化等主要工作内容。     

基于“主体功能”的新型村镇建设模式优选及聚落体系重构——藉由“图底关系理论”的探索

新型村镇建设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分别针对我国当前阶段乡村发展、国土开发的重要空间调控手段,基于主体功能思维而对聚落体系进行自上而下的分类指导应该作为促进乡村聚落有序发展的重要思维。论文借助于图底关系理论,将主体功能区作为"均质面集"的发展意图转译到县级单元内"异质面集"的主导土地用途区,并进一步聚焦到"点集"乃至"点"层面的村镇聚落体系组织与聚落建设,总结了三类主体功能区的7种主导新型村镇建设模式及对应的空间优化目标,拓展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县级以下尺度的规划指导价值,实现了不同尺度空间规划的法则演绎,为主体功能区格局下我国县域尺度的村镇聚落功能优化与体系重构提供一种思路。     

城市社会区域体系结构公正配置的空间控制原理与路径

从现代人本主义思维出发,以城市社会地理学原理,即从社会空间结构与社区规划角度,探讨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的质量构成,体现在城市要满足各阶层居民(社会)生活的空间结构上。而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结构的健全与否取决于生活空间行为的社区体系与场所体系的空间构成上。主要体现在居民以居住为主的生活行为对立的居舍类型的可获性上。由此,不同阶层居舍类型体系是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的区域基础,其空间分布类型的可获性决定对应阶层人群能否获得以居舍为主的生活空间。本文首次从居民选择居住地行为规律以及形成的城市居舍类型空间结构演化的理念下论及城市社会区域空间体系公正配置与空间控制原理。     

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

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表面上看较为复杂,但实际上仍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表现为:卜辞基本守兆,在卜兆上方由内向外契刻,至兆干后再沿兆干外侧下行。由于卜辞字数不同,有的未至兆干即止,有的刻至兆干下方后再内行或外行。此外,相关卜兆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卜甲上卜辞条数的多寡、卜甲上可供刻字的空间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卜辞的行款。了解、掌握花园庄东地卜辞行款与卜兆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王卜辞与其它非王卜辞的行款规律,对深入探讨商代后期的占卜制度也有裨益。     

从刺字看宋代军制

刺字是古代肉刑之一,在宋代成为军人和罪犯共有的体貌特征.军人和罪犯在刺字内容和部位上虽有差异,却都被社会主流群体视为贱民.军人的身份与罪犯颇为接近.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募兵制施行的程度值得怀疑.出于兵源补充的需要,宋代强化对军人的身份控制,形成了后世军户的雏形.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