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故里问题研究的新证》——同程峰教授商榷

不论是修武县2006年发现的1956年续修的《韩文公门谱》,还是修武出土的与韩愈有关的5块石碑,都是修武韩氏伪造的,伪造年代的上限为辛亥革命,下限为1956年。之所以伪造《门谱》和石碑,可能是修武韩氏为了能够达到恢复他们韩愈后裔的称号,并纠正乾隆年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圣旨错误的目的。     

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考古发现的西高穴二号墓,其墓葬形制、规格明确。通过与其墓葬形制、规格相近的东汉晚期河北定县北陵头M32、徐州土山东汉墓、山东济宁普育小学汉墓和三国时代偃师杏园M36和M34、安徽马鞍山朱然及其家族墓、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南京上坊孙吴墓等对比研究,西高穴二号墓应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高等级墓葬。西高穴二号墓出土遗物研究,又进一步推定该墓时代为东汉晚期。通过对西高穴二号墓发现的刻铭石牌文字内容和字体时代、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男性人头骨与文献记载的曹操去世年龄、西门豹祠遗址和邺城遗址与西高穴二号墓相对分布位置、出土"鲁潜墓志"与西高穴二号墓地望关系、西高穴二号墓的地势和"不树不封"现象与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与都城位置关系等六方面,论证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就是曹操,西高穴二号墓就是"曹操高陵"。     

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

三国时期墓葬制度是从"汉制"向"晋制"的转变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同东汉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曹魏和东吴地区。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基本沿用东汉晚期,但又出现了一些新器型。此外各区域间的墓葬文化表现出频繁交流的特点。综合以上诸要素可知"晋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原地区的曹魏墓葬,突出表现在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同时东吴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亦被中原地区所接纳,成为西晋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     

泉州老子像是元代的杰作

泉州清源山的老子石造像,时人定为宋代所作。本文考证认为是穆斯林蒲寿、蒲寿庚兄弟出资,造于至元二十一年后的若干年内。     

殷墟甲骨文疑难辞例考释六则

如今我们已经能够正确解释甲骨文中的大多数辞例。对于一些迄今理解尚有分歧的疑难辞例,应尽可能地通过同版或同文关系,甚至其他卜同事的关系,来思考这些疑难辞例的辞意。若卜辞辞意难以推知,可以暂从语法学等角度对卜辞中的某些疑难字作词性上的定位。     

从出土实物和模拟实验看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出土实物的观察和做模拟实验的发现,笔者认为,商周青铜器的纹饰技术伴随其范铸分型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同时它也引起铭文技术随之变化。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具体的发展脉络为:夏代青铜器制模、制范技术不规范,纹饰技术处于摸索阶段。商早期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已具成熟的工艺设计思想,在素范面压塑纹饰的"纹饰压塑技术"出现;商中期青铜器纹饰技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出现了"纹饰堆塑技术",且与"纹饰压塑技术"兼容并用;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技术达到顶峰。西周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无明显进步,纹饰制作技术显示退化趋势;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范铸工艺分型增多,纹饰技术发生改革,发明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     

京郊四村80年:乡民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

20世纪20年代李景汉调查的京郊四村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6～2008年,我们又对京郊四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目的意在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因此,对京郊四村的再研究,不仅续写了村庄的历史,更突显了认识和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价值所在。     

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研究的史料问题

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存在着不同说法,其中以钟离说(主张在今凤阳县境内)和盱眙说(主张在今明光市境内)流传较广,近年还发生了热烈的讨论。这个问题争讼不已、相持不下,与史料使用的随意性不无关系。朱元璋十分明确地说明自己生于钟离或钟离之东乡,参酌各种资料,此东乡无疑是在钟离县境内。盱眙说对有关史料的解释存有疏误,其立论主要建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而传说内容神奇怪异,显然难以据为信史。不过,这些传说本身也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1875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的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个官场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反映出官的腐败劣迹。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颁布《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对女性离婚权予以法律上的肯定。一批农村妇女以情感、经济等原因向丈夫提出离婚,根据地婚姻观念或离婚现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观。由于离婚案件频频发生,影响了中共抗战大局,中共中央于1943年发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方针的四三决定,修正过去激进的婚姻变革路线,以将妇女关注的重点由婚姻问题转向生产建设并缓解根据地两性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这种策略性的政策转变引起法院对待离婚案件的处理发生演变,即不同时期性质相同或相近之案件,其审理结果迥然相异。这亦说明婚姻变革须立足于现实的客观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