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基于开封东大寺回族社区地方依恋研究

作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回族社区的地方性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严重挑战。论文以"地方依恋"为理论模型,以开封东大寺回族社区为典型案例,对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进行深入解读。研究发现,由于围寺而居和强烈的回族认同感,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特征主要受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年龄大小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地方依恋较深的地方主要在"寺市并存"或距离寺市都近的街道,内部空间上存在不同的宗教知识传承模式。这为丰富社区地理尺度的地方依恋理论和揭示回族社区人地关系机制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基于共同演化的产业区变迁路径分岔研究——“技术-组织-区域”三位一体的视角

在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区的变迁受到"技术-组织-区域"共同演化的影响,存在升级、衰退与形态消失的路径分岔。将路径分岔置于地方和全球两种情境下进行分析。在地方情境下:(1)若产业区企业互动学习,则升级为创新型产业区;(2)若产业区企业较少关心学习,或固化在本地化网络之中,产生锁定效应,则可能衰退;(3)如果企业产生组织惯性,不能及时随着技术范式的变化而变化,可能产生衰退。在全球情境下:(1)如果产业区企业能够摆脱全球贸易商的控制,则可能升级;(2)如果只能靠接受贸易商订单生存,则有衰退的风险;(3)若跨国公司转移导致地方企业被动转移或兼并地方企业时,产业区形态则可能消失。最后对产业区的升级进行了进一步思考。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反思

西北地区由于历史的、环境的、经济的因素,依靠国家政策、资金的投入,形成了重工业化结构。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工业奠基、新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防指向下的再次重工业化等几个发展阶段。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使西北五省区形成了嵌入型、跳跃式发展的重工业化结构,对西北五省区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对华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对华投资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投资额与投资范围不断扩大;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大多通过香港投资大陆,以合资经营为主。马来西亚华商对华投资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劳动就业机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推动马来西亚土著企业家走出国门,为马来西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中马经贸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曾设立大行政区作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过渡性措施。这既是借鉴历史传统、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结果,也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党情而做出的历史抉择,并且这两个方面又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共全面执政前所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自然延伸与发展,中共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过渡的客观需要,中共对中国近代地方统治形式和苏共中央地区局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全面执政之初中共所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制约与影响。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建立与运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与省之间曾设立大行政区一级地方政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具体管理和处理所辖省、市的民主政权建设、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秩序等工作。大行政区政府既是比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在当时各地区革命发展极不平衡、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省以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实行过渡性的大行政区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和实行管理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要求的,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国外学术界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最新研究

作为中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1969年中苏之间一系列的边界冲突不仅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恶化到达顶点的标志,而且是影响未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冷战结局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中苏边界冲突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着重探寻事件发生的真相,到后来较多地探讨该事件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建国后30年浙江农村义务教育的历史考察——以农村民办小学为例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浙江农村义务教育经历了由萌芽、发展到兴盛的过程。与此同时,浙江农村民办小学则伴随着浙江农村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经历了由萌芽、发展到逐渐消亡的过程。一兴一衰,成为共和国历史的最好注脚。当前,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仍未能摆脱其弱势地位。对建国后30年浙江农村义务教育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更公正、合理的教育机制,以提升"境况最差的成员"的生命质量。     

中心-边缘: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转变

文章从国际尺度和国家尺度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格局进行考察,认为1800年前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近代中国则成为欧美制成品的销售地和原材料的来源地,中国由此转变为世界经济的边缘。这种世界经济格局又影响中国内部的经济格局,原来南北经济差距转变为东西差距,东部沿海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区,西部则成为中国经济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