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旅游结构性增长的驱动力——基于广州和西安的比较研究

以广州和西安两个省会大城市为例,通过比较广州和西安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增长差异,指出广州城市旅游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增长,而西安城市旅游的结构性增长不明显。进一步基于层次与等级的旅游供给分析框架,解释大城市旅游结构性增长的驱动力。研究表明,城市功能和地位的提升是大城市旅游的结构性增长的主导驱动力。大城市要实现旅游的结构性增长,要重点提升旅游相关的城市功能和地位,如政治、文化、现代服务业、交通、商业和城市接待功能等,并配合旅游核心要素的建设以及旅游主题和特色的营造。结构性增长是判断大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指导大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参照。     

吐鲁番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吐鲁番2001-2011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各指标的相关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个指标的相关权重,以此构建了相关的综合评价函数,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吐鲁番地区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吐鲁番地区在2001-2011年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类型以旅游超前发展型逐步转变为以经济超前发展型为主,由三者基本协调状态转为旅游与经济的发展超出了生态环境承受阈值范围的状态,其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生态环境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提高的关键因素。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演变与思考——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一体化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一体化具有多种空间结构形式,对区域内城市间旅游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都市圈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载体,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对都市圈城市旅游规模体系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揭示城市旅游经济格局的总体特征。从交通通达性指数和旅游者结构的角度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测度2006-2010年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度的演变情况,呈现出旅游经济联系量的区域差异明显、交通的作用逐渐增强、"沿线"式距离衰减规律以及区域旅游协作方式相对固化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密切都市圈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对策思考,为推进都市圈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     

“读如”的训诂作用再探

1、“读如”的训诂内容及其特点,2、“读如”与“读为”在用法上的异同,3、“读如”与“读为”通用的原因探索。章认为“读如”所特有的训诂作用是由“A读如B”式来表现的,注出通用正字或单纯注音是其基本职能,它与“读为”通用有一定的条件和特殊的原因。     

满清文化融合的使者、闺秀文化发展的领袖——恽珠

恽珠充分发挥自己“名父之女”、“满贵之妻”和“令子之母”的特殊社会文化身份,编选出版《国朝闺秀正始集》及其续集,并辑录《兰闺宝录》,成为得统治者认同的正统闺秀文化典范,对满汉文化的融合与闺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东瓯王子晋神仙信仰初探——兼谈白鹤大帝信仰

王乔传说最早出现在南方,在被河洛王子晋传说取代多年以后,复归于越地,天台山遂为王子晋信仰的发祥地,并与台州白鹤大帝信仰融合为鹤仙信仰,广泛流传于东瓯地区,衍化为多种信仰民俗,远及日本。     

金代镇的若干问题研究

金代镇的数目与其系年问题尚无确论,本文经过研究认为,至章宗泰和八年金代存有镇518个,之前曾有镇578个。金代镇的长官职同宋代的镇监,称为"知镇",被纳入国家职官建制之中;镇上另设有同监、巡检、司吏、提控等官员,与知镇共同负责民事、词讼、税收、户口、治安、防御等事务。定居人口的增加和镇市建筑的修建表明镇已具有了城镇的完备形态,并承担着经济、行政和军事等诸多职能。     

论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基础作用。在政治文明的有机整体中,制度文明是标志和形式。而人的文明则是根本,在政治文明中居于灵魂地位。因此,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行为的共同主体——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政治文明的根本所在。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

在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在适应和促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耦合机制、行政区划调整与农村城市化、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发展等四个方面;未来我国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重点是理顺撤县(市)设区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市辖区范围调整,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市制改革等方面。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的邻里效应研究——以广州市保障房周边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保障房建设速度的加快,保障房社区将对已有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带来深刻影响,其社会效应亟需深入探讨。本文以邻里效应为切入点,基于社区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广州市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保障房社区并没有为周边社区带来负面的影响,也不存在"贫困同质化"的现象。然而,保障房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缺乏人际交往,其社会融合度也比较低。结果表明,提升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认同度,消除不同社区居民相互间的隔阂,对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