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三权分立问题研究

战后,日本通过《日本国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之原则和形式,但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趋势、日本政体的问题和自民党的"一党独大"等原因,遂造成三权失衡即行政权急剧膨胀和立法权与司法权遭到严重削弱诸问题。     

《钦定宪法大纲》与清末政治博弈

《钦定宪法大纲》是清末一个重要的宪法性文件,是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大纲的产生自有其合理的一面。虽然大纲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诸多条文仍不乏合理性、进步性和民主性。大纲在中国宪政史上确立了根本法的地位,确立了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初步确立了分权模式,初步确立了权利义务观念,与西方宪政初步实现了形式上的对接。     

从上海与北方关系的演变看环渤海经济崛起

上海开埠以后,在成为全国最大对外贸易口岸的过程中,把北方变成了它的间接经济腹地,带动了北方经济的外向化。进入20世纪以后,环渤海港口城市的直接辐射作用得到加强,促使该地区的直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并迫使上海的有效辐射范围从北方逐步向长江流域退缩。直接龙头取代间接龙头,是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结果。它加速了环渤海经济的崛起,不利于上海经济的更好发展。     

论河图洛书与八卦起源

河图洛书,按原始涵义应为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乃伏羲画八卦、夏禹订九畴之象征性原料,非北宋图书学派之所谓黑白点数和异论伪作。伏羲是一种图腾族徽,是在由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发展的一个漫长时代的氏族长的总代表和总象征。结合文物考古中发现的“龙”,足以说明“河图”即是图腾,河图和洛书皆为中华民族的崇拜物。八卦的诞生是先民们经过长期“仰观俯察”的结果。     

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

宋朝的配军制度,是建立在配隶法基础上的强制罪犯充军的集兵制度,是宋代兵制中于募兵制之外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配隶法自宋初实行以后,逐步成为一个内容繁杂、适用于各种犯罪的刑种。两宋时期的厢军是配军数量较多的军种,配军不仅集中分布在厢军的牢城营,而且在厢军其他重役军分和一般军分中都有较多分布。由于配隶法适用范围的泛化和枉法滥配现象的大量存在,宋朝牢城等配军军分的溢额成为一种常态,配军数量十分庞大。宋统治者之所以将罪犯配隶充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直接控制一批能够服兵役和劳役、随时听候国家调遣的人力资源,配军的存在也因此具有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     

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

西周初年,围绕营建洛邑,周公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的概念,建构了我国古代第一个建都理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具有丰富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对中国古代都城选址乃至空间规划布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间的政治伦理观念。     

民国文官制度的独特创制

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孙中山主张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由国家设置考试院,主管文官的选拔、任用和考绩。这一创新的理论实践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运作和完善,其中的特种考试和检定考试是我国的独特创制。文官的任用、考绩、升调、奖惩、抚恤等制度称作文官"铨叙"制度,与文官考试制度相辅相成。文官"铨叙"制度最为规范,也是我国的独特创制。     

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

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