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强家庭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家庭廉政文化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把握家庭廉政文化的内涵,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全面加强家庭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革命话语与家国观念——孙中山撰写的两篇《族谱》序言述论

孙中山于1920年代初分别为合肥阚氏和蕲春詹氏撰写族谱序言,即<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五修詹氏宗谱序>.孙中山借为族谱作序,将革命思想与现代观念援入族谱,并试图从传统家族观念中,剥离出有助于现代民族、民权、民生的内容,以改造后的家族观念服务于国族构建,使家族建设具备现代国家建设的宏大意义.     

明清徽商家庭商业教育述略

明清时期,受徽州商业经济的影响和家庭中从商父兄的引导,徽商子弟克绍箕裘者众.因而,商业教育成为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将子弟缔造成激烈商战中应付裕如的商人,明清徽商着重从知识、素质、技能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展开全面的职业培训,以期为其很快适应市场和占有市场提供保证.本文对这一现象加以总结和研究,旨在揭示我国古代鲜为人知的经商家传,并为现代商业教育提供借鉴.     

"下宫之难"探析

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公室出现衰弱迹象,而卿大夫家族则日趋强大,公室与世族之间以及世族与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各世族均致力于内部的争权与兼并,“坠命亡氏”者比比皆是。赵氏,时为晋国强卿,也在“下宫之难”中遭受灭族之祸。历史上,对“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原因和涉及的范围众说纷纭,颇多疑点。对于“下官之难”的诸多疑点,有必要依据典籍文献,并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晋国的相关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东汉士人群体自觉意识形成原因考察

中国古代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面兴起于东汉中后期。其兴起之原因,一是土地私有化的完成,地主庄园经济的出现,尤其是东汉士人对劳动态度的改变,使士人生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使其在经济上有了独立性,为其人格独立打下了物质基础;二是东汉统治者对士人尤其是对归隐士人的相对宽容,为士人自觉意识的培养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三是士人队伍的扩大,尤其是中央官学规模的扩大和校舍的扩充,为士人个体自觉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提供了中心场所;四是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专权,又为士人群体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张扬提供了外部条件。     

略谈魏晋的杂传

魏晋时代是我国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同时在魏晋时期史部的地位上升,摆脱了《汉书·艺文志》中经学的附属地位,而魏晋杂传的大量出现是推动史部地位上升的重要动力。杂传的产生与魏晋时代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郡书、家传、别传三种类型的杂传,来探讨杂传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士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高僧与贵族:六世班禅喇嘛和多仁家族

本文以《多仁班智达传》中有关多仁噶锡家族和六世班禅喇嘛交往的纪录为例,说明藏文史料和传记中除了大量以宗教事务为主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有关个人交往的记录。这类史料数量虽不多,但却生动、翔实,史料价值很高,值得学者关注。作者从介绍《多仁班智达传》的不同版本的流传到成书出版的经过再到叙述多仁家族成员,尤其是多仁丹津班珠尔父子和六世班禅喇嘛家族私交的经历,强调高僧和贵族互动的重要性,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展示了18世纪西藏地方政府和清廷接触与互动的详情,进而指出如《多仁班智达传》这一类贵族世家传记,对研究西藏历史尤其是汉藏交往至为重要,可弥补汉文官史和藏文高僧圣传之缺。     

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古雅典社会 ,不同类型的妇女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 ,都处于屈从男性统治的低下地位 ,这种地位是雅典的社会制度、经济、政治、教育、结婚年龄和社会风尚等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海市区有老人家庭居住需求与居住分异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城市。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心理状况的变化,老人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的特殊性。居家养老模式下,老人的居住状况直接影响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以老人与子女居住空间距离为标准,可分为共居型、网络型和分离型三种居住类型。受经济、社会、文化及健康状况的影响,上海市区有老人家庭存在居住地段、住宅类型、住宅环境、社区为老服务等方面的分异。     

突破口的选择至关重要--中苏改革比较初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两国先后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实行经济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后,也引导苏联走上了改革之路.实践证明,中国改革从农村率先开始这个突破口选对了,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为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启蒙作用.而戈尔巴乔夫选择重工业为突破口,这与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对苏联改革的整体进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