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上）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宫殿,在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八年,皇帝居住场所从保和殿迁入乾清宫,这座明代皇帝寝宫遂被改造成清帝的理政中心。随着乾清宫空间功能的改变,清代一些重要的制度也随之出现,如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召对臣工、懋勤殿秋谳勾到等。而且乾清宫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外臣进入内廷的行为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了乾清宫空间功能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相应制度的产生。     

元英宗谪高丽忠宣王于吐蕃原因探析

元英宗曾谪高丽忠宣王王璋于在蕃,其原因史料中虽有所记载,但语焉不详,本对此进行探析,指出：元英宗谪王璋于吐蕃,具体罪名是王璋执迷于佛教,而深层次的实质性原因则在于英宗与其祖母太皇太后答己之间的宫廷斗争,王璋是答己的亲信,成为了英宗的清除对象;王璋与宦伯颜秃古思的矛盾则是引发英宗处罚王璋的导火线。     

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

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立的刺史制度,传统中的观点大多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其实,“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是将全国除京畿以外的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做”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有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     

冤案背后:嘉靖年间北京一桩杀母案的审理

嘉靖八年(1529),北京城中一位妇女被杀。东厂、锦衣卫采纳死者之子张福的说法,判定其邻居张柱为凶手。但张福之姐及邻居都证明,张福自杀其母而诬陷张柱,法司据此改罪张福。不料改判引起明世宗的极大愤怒,他强力地加以干预,最后不但张柱被诛杀,出面作证的张福之姐及邻居,甚至包括都御史熊浃在内的主张改判的官员们也都受到严厉惩罚。综合各种资料判断,这是明世宗出于对明孝宗、明武宗外家的怨恨心理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在北京社会中,外戚是影响最大的地方势力之一,但具体到个案性的外戚家族,则常随帝位更替而出现兴衰变化。明世宗对张福案的强力干预,只有放在这一背景上,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汉代恤刑制度考

恤刑制度是指我国古代封建国家在诉讼中给予老、幼、残、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法律制度。恤刑的对象主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未满10岁的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等。恤刑制度体现了统治者的仁政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定罪量刑、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方面。我国已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记载了汉律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和部分案例。     

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供养人身份考释

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中共有五位供养人画像,其中,两位男性为孝文帝和太子形象的宣武帝;三位女性分别为孝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幽皇后冯氏和太子妃形象的宣武皇后高英。这是一幅以表现出行礼佛为内容的家族式画像,融合了佛事活动、孝文帝改制后的宫廷礼仪制度,体现了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观念。     

日本天皇制的近代性与现代前景

日本近代天皇制,昨天是明治天皇,是统治权的总揽者,是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今天的天皇是象征天皇,象征日本国和国民和谐。他只能行使国事行为,没有国政权能。因此,象征天皇不是日本国的元首。其国事行为又不能独立行使,必须内阁的建议与认可。明天的天皇是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为依据的。在日本3种社会势力中,以社会右翼为代表的天皇像,肯定是不得人心,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主张断然废除天皇,也背离国民众望。只有广大的社会中坚,在60多年象征天皇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他们的天皇像才有望在国会中通过。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

清宫的书画收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窗口。大量珍贵的前代书画作品从民间进入清代宫廷,并在乾隆朝形成鼎盛局面。成为宋徽宗以来又一个皇家艺术收藏的高峰。这不仅是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自清王朝覆亡至满洲国出笼,逊帝溥仪及其小朝廷在北京、天津及长春的一系列复辟和称帝活动中从未放弃对清宫旧藏的关注与重视,将之作为象征皇家名分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以1746年到1940年代元代钱选《羲之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收藏过程为脉络,通过考察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宫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在近200年的皇家收藏史中,特别是在清皇室20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