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计经济与人口压力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生计方式是稻作农业,因渔猎所占比重不同而又可细分为山地型与平原型。水田稻作农业具有集约化程度高,产出也较高的特点。稻田耕作系统的形成与维护需要大量劳力,从而刺激人口迅速增长,结果造成人口压力。自然环境的数次波动更加剧了这种压力。因人口压力而引发的移民、战争和社会重组等,成为推动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主要原因。     

日本现代化的人口条件

现代化之初,日本的人口有四个基本特征,即高密度、低增长率、低依赖性人口和高素质。高密度的人口是日本现代化的不利因素,如何化不利为有利是日本现代化的关键,而低增长率、低依赖性人口和高素质则是日本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思想史述评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与自然关系认知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和飞跃,是人类痛定思痛后的明智抉择。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人和自然的原始统一、农业文明时代朴素的“天人合一”、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几个主要阶段。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理想与追求,也是人类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以赣闽粤边区为例

学界一般认为,在长达20多年的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难以流动,农村社会几乎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通过对赣闽粤边区农村人口流动剖析后发现: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仍然流淌着人口流动的涓涓细流;这些细流,既有城镇人口的下乡流,也有农村劳力的进城流,还有农村内部的人口迁移流.集体化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体制安排移民的时代;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向农村、向山区迁流的社会.     

迁居对单位老年人日常生活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对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与生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以及生活满意度等多个维度。本文以单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观察、追踪研究、结构访谈、案例剖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比迁居前后单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状态,分析迁居后单位老年人应对新居住空间与原有社会交往空间分离下的日常活动与交往模式的调整与变化,重点剖析迁居老年人与原单位社区之间的互动,进而归纳迁居对单位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影响机制,并从老年人迁居与社会交往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提出相关的老龄政策。     

大城市外围地区流动人口结构及其城镇建设用地使用特征研究——以深圳市平湖镇为例

文章以深圳市平湖镇为例,通过实地考察和典型调查,对大城市外围地区流动人口的结构及其城镇建设用地使用特征进行研究。发现平湖的流动人口结构较为简单,大多数是来自我国西南落后地区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以务工和经商为主。由于其从业特征的差异,务工和经商人员分别集中在城镇工业区和商业区内,人口分布密度较高,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严重偏低。文章认为在大城市外围地区的城市规划中必须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用地需求研究,以解决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与相对紧缺的城镇用地之间的矛盾,并且进一步做了平湖流动人口用地需求分析,提出其规划调整建议。     

基于腾讯迁徙数据的中国“春运”城市间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腾讯迁徙”大数据基于位置服务,实时、动态、完整、系统地描述了用户日常出行活动的轨迹。通过采集“腾讯迁徙”数据平台中2018年春运期间中国3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的逐日人口流动数据,分“节前、节中、节后”3个时间段,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人口流动的集散层级、集散体系分层集聚特征、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网络空间特征等角度分析各时间段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特征与空间格局。结果表明,腾讯迁徙大数据直观地揭示了春运期间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空间格局,3个时段人口的净流入均呈现十字形骨架支撑的菱形分布,人流集散中心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4大城市群,与城市等级有较强的一致性。人口流动集散体系呈明显的分层集聚,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与人口流动影响力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城市人口流动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和东部并联、西部串联的网络关联特征。人口流动网络局部具有较明显的“社区”结构特征,聚为3个大区级、5个跨区域级和1个地区级社区。     

重庆市人口与经济发展空间耦合分布研究

本文基于2001-2012 年重庆市各个区县的人口和经济数据,计算重庆市各区县的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并结合耦合指数,分析人口分布与经济分布耦合特征与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类型,并运用Geoda、ArcGIS 软件对重庆各个区县人口与经济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建立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人口与经济的空间耦合度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的人口与经济整体水平有较好的发展趋势,但区域发展差异明显。②人口集中度和经济集中度总体上呈现“一圈高,两翼低”的特点。③2001-2012 年间重庆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人口与经济间的耦合作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