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眉县出土27件窑藏青铜器锈蚀特征及成分的分析研究

为了研究刚出土的青铜器在新的环境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宝鸡眉县27件国宝级西周窖藏青铜器出土一年半后,对这批器物出土前后的锈蚀类型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并对每一器物的锈蚀产物进行了系统检测分析。结果显示,这批青铜器腐蚀类型主要为封闭环境中的大气腐蚀,主要产物为碳酸盐和氧化物。但同时在其中一个器物上发现了氯化物类有害锈成分,分析认为,出土前后环境的变化是有害锈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

基于对新中国建国方针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考虑,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劳资两利”确定为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它包括保障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方面内容。这一政策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清末民初农会组织述论

清末民初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酝酿、兴起、发展、隐退四个阶段.其基本结构表现为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领导体制;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选举制度、议事办事原则以及定期的会议制度等.呈现出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一定程度的自治性、成员构成的复杂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基本特点.所从事的活动内容相当广泛,主要表现为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开展调查研究;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等.这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1902年中葡交涉述论

1902年中葡交涉过程中,葡方先后提出扩大澳门界址、在澳门及周围各岛范围内任建工程并协助缉私、修造广澳铁路等项要求,并以承认中外新定税则和协助清政府在澳门征税缉私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对葡方企图扩大统治区域等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给以坚决抵制,使葡方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但为了取得葡方承认新定税则和协助中方征税缉私的目的,在修造广澳铁路问题上对葡方做出一定让步.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日伪时期的南京英美侨民及其活动

侵华日军当局在南京大屠杀后,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基于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对继续留驻在南京的英美侨民,采取表面的礼遇、利用与事实上的限制、打击的两面态度与两手政策;而英美侨民则在艰难的条件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南京抗战史与中国抗战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呈现出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与特点.这段过去被长期忽视的抗战史内容,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参展观众旅游消费实证研究——以2005年上海汽车展为例

会展业和旅游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旅游业有极强的带动作用.本文以2005上海国际汽车展作为案例实证研究,以实地调查的数据为依据探讨参展观众的本地旅游消费结构,详细分析其构成以及国内外地观众与境外观众、不同身份的参展观众的旅游消费结构差异及其影响.     

海峡西岸旅游产业结构布局现状评析与调整对策

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在全国和亚太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旅游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有重大意义.当前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偏重观光游览,旅游投入偏少;偏重自然景观,旅游文化发掘不够;偏重旅行消费,旅游六要素不完备;偏重旅游旺季,时间上经营不平衡;偏重低级竞争,市场无序现象还比较严重.旅游产业布局存在旅游集散地与目的地错位、星散布局缺乏整合、重复布局分散客流、单体布局缺乏联系等问题.海峡西岸旅游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应集中精力抓准重点,延长产业链,设计旅游精品,调整布局构建多级布局体系.     

"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近代中日女子教育比较

“良妻贤母”曾经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代名词,有知识、有文化,始终是近代日本妇女的“贤”与“良”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时的中国也曾受其影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然而,近代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中国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日本的“良妻贤母”与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仅有着不同的内涵,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