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玉佩研究

魏晋南北朝玉佩自发现以来,学术界对其性质和组构样式的判断皆不甚明了。近年南京仙鹤观东晋玉佩的完整发现,为研究其结构与性质提供了详实的研究资料。本文以此为基础,结合国内各地玉佩的发现情况及历史文献资料,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玉佩发展、演变的历史原因,并试对玉佩构件进行了初步的复原研究。     

从上海与北方关系的演变看环渤海经济崛起

上海开埠以后,在成为全国最大对外贸易口岸的过程中,把北方变成了它的间接经济腹地,带动了北方经济的外向化。进入20世纪以后,环渤海港口城市的直接辐射作用得到加强,促使该地区的直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并迫使上海的有效辐射范围从北方逐步向长江流域退缩。直接龙头取代间接龙头,是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结果。它加速了环渤海经济的崛起,不利于上海经济的更好发展。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缅甸经济政策与华商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缅甸政府为阻止经济恶化,采取了推进农业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营化步伐、拓宽融资渠道和加强边贸发展等措施,为缅甸华商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华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缅甸动荡的政治局势、缅甸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及中国新移民在缅甸的涌现,是缅甸华商未来发展必须应对的问题。     

156项工程与新中国工业城市发展(1949～1957年)

“一五”时期,以156项工程为契机,新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些大型经济建设项目的启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方向,而且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城市进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导向的新阶段。在这一发展模式的作用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城市职能的经济化、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化、大中城市优先发展以及区域城市发展均衡化等新特点,这种城市发展的变化既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为后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     

清末民初农会组织述论

清末民初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酝酿、兴起、发展、隐退四个阶段.其基本结构表现为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领导体制;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选举制度、议事办事原则以及定期的会议制度等.呈现出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一定程度的自治性、成员构成的复杂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基本特点.所从事的活动内容相当广泛,主要表现为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开展调查研究;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等.这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目的地制度性行为对目的地品牌资产的作用路径研究——来自西北五省旅游业的市场证据

在旅游消费升级驱动下,目的地品牌化日益成为国内外旅游业竞争的焦点。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从游客的全新视角探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中目的地的相关制度性行为如何影响目的地品牌资产。数据显示,旅游目的地不但可以通过制度性行为正向影响目的地品牌资产,还会通过品牌合理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品牌资产;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不同于一般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适用机制,目的地制度性行为效应的大小独立于目的地熟悉度的高低,目的地熟悉度并不是目的地制度性行为发挥效应的外部条件。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展现了制度效力对目的地品牌建设的重要作用,还能进一步丰富目的地品牌资产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并为目的地营销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试论夏商城市水利设施及其功能

本文就考古所见夏商城址内的水利遗存进行了分析,对夏商城市水利设施的种类、功能、渊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研究

区域差异历来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江西省受周边强经济中心的影响,经济区位边缘化趋势明显。近年来江西省突破原来农业大省的发展思路,致力引进发达地区和国外的技术和资金,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江西省内部地区差异较1990年明显扩大,而且表现出各地区相对波动较大的特征。本文采用偏离一份额模型,对江西1990-2001年间11年来的发展状况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探讨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结构特征,将江西划分为4种发展类型。江西省各地区区位条件的变化是其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驱动因素。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     

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在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的讲话

建国初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的宏观经济从总的时间序列上看,可划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调整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点.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强调发展速度;战略推行的结果虽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在产业结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增长方式、增长的波动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与此相适应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是起了作用的,但从效率上讲是失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对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