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传播与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稻盛和夫经营哲学通过自发性的组织盛和塾,开始在日本中小企业家中传播。如今,稻盛哲学已经跨出日本列岛,影响遍及亚洲、美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文运用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提出的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稻盛哲学的受众、传播方式的独特性等问题。     

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二

官样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生产过程官府决定产品类别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本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制瓷官样入手,通过与大量的传世瓷器对比,在论证清代制瓷官样制度的基础上,追溯了中国古代制瓷官样的历史,进而论定官手工业和官样制度是造成封建社会后期工艺成就衰颓的主要原因。     

对我国男子排球联赛市场影响因素的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对我国男子排球联赛市场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后发现,影响我国排球联赛市场的主要因素有比赛质量不高、投资者的积极性不高、电视收视率较低和现场观众太少、俱乐部缺乏市场经营能力、人才流动不起来等几个方面。     

古村落旅游开发的视觉影响与管理--以西递-宏村为例

分析了古村落旅游资源的特点,在对皖南徽州古村落——西递、宏村的居民、游客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古村落旅游资源存在的视觉污染严重。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分析了古村落视觉影响的现状,探寻其成因,并找出对策,提出视觉管理的原则及方法。     

论颍州红巾军“举首”杜遵道

杜遵道是颍州反元大起义的领导者和元末红巾军领导层中唯一受过高层教育的知识人士.本文通过对杜遵道在北方红巾军反元活动中具体作用和影响的陈述以及对杜遵道之死问题的评析,为元末历史中杜遵道及北方红巾军兴衰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灞河是西安市东部渭河支流,古都长安重要的天然屏障。灞河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研究是西安历史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了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环境影响,认为毛西村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西移,通过研究灞河右岸阶地,计算出了灞河中游河道自形成以来的西移、下切量。中游河道变迁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原边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文章提出汉代灞桥在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历史上灞河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抬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2米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2.68米。河道淤积影响下游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水灾害威胁严重。河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伴随蓝田县人口快速增加,秦岭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     

再论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袁世凯预判中国政治态势,周旋于革命派、清政府、立宪派等各派力量之间,一方面以北洋军的强势压迫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以革命党人的杀气威胁清政府,最后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促成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官僚,缺乏民主共和思想,他不但没有积极推进民主进程,反而妄图坚持独裁专制,复辟帝制,又成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势力。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对袁世凯的性格心理及其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于袁世凯本人以及这段历史的认识。     

1931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

1931年水灾是淮河流域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此次水灾之兴,与连续的大强度、大范围的降水和残破的水利设施有关.水灾发生时,水利工程被毁,大片的土地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死亡甚巨;水灾发生后,由于皖北地区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国民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出现了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灾民无以聊生而四处流徙、疾疠和匪患猖獗等严重社会后果,极大地掣肘了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

本文对新砦遗址出土的残器盖纹饰的复原,其结果与台北故宫所藏鹰纹圭上的高羽冠神像非常相似。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探讨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乃至商周青铜器较常见的“高羽冠饕餮纹” 的渊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及其空间拓展机制

采用全球媒体报道事件大数据，依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距离衰减理论，构建国家影响力评价模型，揭示中国在全球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刻画其国家影响力的演变轨迹和影响空间拓展的过程，并挖掘海量事件背后隐藏的宏观格局形成的微观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1980—2015年，世界大国影响力指数呈现良好的时空惯性，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国家影响力指数高值的分布区域。②中国国家影响力指数的提升主要依靠其经济实力的增强，提升过程表现出“先平稳后快速”的阶段特征，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特征。③与中国发生事件联系的国家（地区）基本实现全球覆盖，2015年体现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作用的大幅上升。④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宏观因素，与发达大国的耦合关系、主动的对外联系、政府主导的国际合作是中国国家影响力提升的微观事件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