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苏联对尼泊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于对抗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苏联与尼泊尔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尼援助计划也随之启动.由于受本国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苏联对尼援助的主要领域是工业及其相关产业,对尼援助的主要目的就是扩大其在南亚的战略影响,防止尼泊尔加入西方阵营,同时希望孤立中国以及在尼泊尔培养一个亲苏政权.     

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及其政府应对

民国时期是河南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时期,不仅灾害出现的频率高,而且灾害的强度也非常大。为了应对灾害,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事实证明,没有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害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自己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加拿大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探析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该政策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出台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的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的前奏。对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揭示它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间的关系。     

论河图洛书与八卦起源

河图洛书,按原始涵义应为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乃伏羲画八卦、夏禹订九畴之象征性原料,非北宋图书学派之所谓黑白点数和异论伪作。伏羲是一种图腾族徽,是在由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发展的一个漫长时代的氏族长的总代表和总象征。结合文物考古中发现的“龙”,足以说明“河图”即是图腾,河图和洛书皆为中华民族的崇拜物。八卦的诞生是先民们经过长期“仰观俯察”的结果。     

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

宋朝的配军制度,是建立在配隶法基础上的强制罪犯充军的集兵制度,是宋代兵制中于募兵制之外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配隶法自宋初实行以后,逐步成为一个内容繁杂、适用于各种犯罪的刑种。两宋时期的厢军是配军数量较多的军种,配军不仅集中分布在厢军的牢城营,而且在厢军其他重役军分和一般军分中都有较多分布。由于配隶法适用范围的泛化和枉法滥配现象的大量存在,宋朝牢城等配军军分的溢额成为一种常态,配军数量十分庞大。宋统治者之所以将罪犯配隶充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直接控制一批能够服兵役和劳役、随时听候国家调遣的人力资源,配军的存在也因此具有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范仲淹的“育将观”

北宋康定元年(1040),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挺身纾难,出任延州边帅。面对宋廷"右文抑武"国策所致军事人才匮乏之弊,范仲淹选将以智勇、育将以仁爱,成功地提拔、培养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军事干将。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范仲淹独特的"育将观"。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