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的初步研究

本文研究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原则、结构、功能,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还探讨了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内容、过程和方法,认为可用区域发展协调度模型对区域持续发展系统进行评价和预警。     

再谈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大木尺度设计方法——从最新发布资料得到的启示

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天津大学等单位结合2004年以来实测工作,公布了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的测量数据和研究成果;2011年,文物保护界又将1988年大雄殿大修过程中详细测量所得的构造图纸、数据和病害全面公布;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等单位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开展了补充测量工作。对比三份实测数据,通过结构几何解析结构的认识,本文尝试回顾关于斗拱设计、屋架结构设计和材分o与营造尺配合等方面假说,尝试证实、修正、调整先前假说,进一步厘清原始设计。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Encounters the “East Asian World Order”— Post-War Japanese Historians’ Debates on the Tribute System

In this paper, I trace the post-war Japanese genealogy of studies on China’s tribute system (imperial China’s relatively tolerant approach to its foreign rel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English-language work of historian John King Fairbank (1907–91). I emphasize that, together with the sporadic Chinese studies into China’s tribute system prior to the 1950s, it was the post-war research of Japanese historians that inspired Fairbank, who, in turn, further stimulated critical debates on the topic in Japan. I first concentrate on post-war Japanese debates concerning an “East Asian world order” based on a “system of investiture/tribute.” This notion, developed by the Japanese historian Nishijima Sadao in 1962, precisely corresponds to Fairbank’s 1941 understanding of the “tribute system” or “Confucian world-order,” but contrasts with Fairbank’s later, controversial understanding of a “Chinese world order” as proposed in 1968.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I introduce Japanese historian Hamashita Takeshi’s 1980s and 1990s arguments on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ithin this genealogy, contrasting it with the work of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Andre Gunder Frank. In the third part, I locate this Japanese genealogy within the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ultural politics. This means that I examine Japanese historians’ arguments both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ograph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现代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空间计量分析

在纳入空间效应前提下,构建现代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28个省域相关数据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差异在时间维度上对现代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在空间维度上并不显著;交易费用与现代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负相关性;知识溢出、规模经济、政府行为对现代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显著。     

吉林省产业系统适应性分析

本文借鉴适应性分析范式,提出产业系统适应性概念和测算模型,并应用于吉林省产业系统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①吉林省产业系统敏感性以延边州最高,长春市次之,松源市和辽源市最小,而应对力以长春市最高,吉林市、通化市和延边州居中,其余地区较低;②未来吉林省各市州在积极参与产业分工的同时,还应重视污染治理、产业结构优化调控,以及产业创新能力建设;③吉林省各市州适应性可分为六类,高敏感性高应对力高适应型、低敏感性高应对力高适应型、低敏感性低应对力中等适应型、高敏感性低应对力中等适应型、低敏感性低应对力低适应型、高敏感性低应对力低适应型;④敏感性和应对力都是决定产业系统适应力的关键因子,产业系统的开放性造就了敏感性,也提高了应对力,敏感性与应对力相互协调、相互适应促进了产业系统适应力的发展。     

广州市中心城区休闲服务设施区位类型特征的研究

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地域,以城市常住人口密度作为地域划分标准,引入基尼系数、带间差异系数、带别特化系数对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休闲服务设施的区位类型进行划分,区分出城区均匀分布、弱城心均匀分布、城区核心集聚和城区局部集聚四类休闲服务设施的区位类型,进而对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休闲服务设施的分布和微区位特征有一个初步的解读。     

中国城市群对外服务功能强度与结构分析

城市流描述了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体现了城市的对外服务功能。城市流强度揭示了城市对外联系的强弱,它与城市中心性的极强相关性表明,城市流强度是表征城市对外服务功能的量化指标。通过中国13个主要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与结构分析,从城市流视角探讨中国城市群对外服务功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增长情况。研究表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是全国性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综合型对外生产服务中心,京津冀北城市群是全国性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综合型对外生产服务中心,山东半岛城市群初步形成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国性对外生产服务中心,成渝、辽中南等其余9个城市群为区域性对外生产服务中心。研究指出,城市群往往生成于我国各级产业轴线交汇的地方,由产业轴级别差异,将会形成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群,由此可以从各级产业轴线上寻找和培育新的城市群。研究认为,由城市流强度占GDP比重而确定的外部贡献率,是城市的基本活动部门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城市群区域内部密切的经济联系与交流提高了各城市的外部贡献率,由城市间密切经济联系而形成的城市流是城市群演化发育的内在机制之一。     

城市社区体系结构可获性评价的原理研究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以提升城市生活空间质量为目的,运用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的理念分析了城市社区体系结构的公正性和客观可获性的内涵。构建了城市社区体系结构可获性评价的模式,即阶层化居舍剥夺指数评价模式和阶层化社会区剥夺指数模式。阐述了基于"城市资源的配置是均等的"这一假设,结合城市社区体系结构可获性评价要素,提出了城市社区体系结构可获性评价的操作模式,以期构建完整的城市社区体系结构,提升城市社会空间的阶层可获性。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旅游目的地满意度的结构关系研究——以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为例

在整理及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以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模拟游客感知的城乡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旅游目的地满意度的结构关系。结果表明:(1)旅游接待服务感知成为影响旅游地游客满意度最为关键的因素;(2)政府主导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感知也被证实为影响旅游接待服务感知、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因素;(3)政府主导下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桂林提升旅游竞争力的关键。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一些建议,并指出本文的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基于城市日常体系理念的农家乐旅游空间功能结构提升研究——以蓝田县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需求的增长,具有独特空间结构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文章从城市日常体系原理出发,提出城乡结合部"城市-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成为乡村旅游结构的核心。在分析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空间布局规律的基础上,以乡村旅游的主要形式-农家乐旅游为对象,提出了基于"城市日常体系"理念的农家乐旅游空间功能结构及相应的六种农家乐旅游业态模式,并将其应用于蓝田县农家乐旅游提升发展的具体规划中,为我国城市郊区农家乐旅游规划及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