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迁移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基于福建省明溪县H村的个案研究

论文基于质性研究方法,以人口国际迁移现象比较突出的明溪县H村为研究个案,从家庭收支特征、家庭地位、婚姻生活状态和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了丈夫跨国迁移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丈夫出国使家庭条件和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推动了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电话联系弥补了夫妻空间分离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丈夫缺位使留守妇女承担了多重责任,婚姻品质和社会生活也因为丈夫出国而改变。与此同时,留守妇女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并没有因为丈夫出国而发生明显的改变,社会生活支持网络并未弱化,仍是传统的亲属网络。     

战乱与生存：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生活管窥

抗战爆发后,鲁西冀南乡村平民宁静的乡土生活被打乱。他们在战乱中过着恐慌与被掠夺的日子,日伪不间歇的"扫荡"中,"跑反"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日伪残酷掠夺和榨取,加之灾荒连绵不断,使得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生活极度困苦,吃、住、行都与战前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的战时生活状态,某种意义上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某个时段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反贫困战略

我国贫困地区占全国总面积1/3以上,加速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分析了贫困地区的形成原因,概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工作的成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贫困地区面临的挑战,提出了跨世纪的反贫困战略。     

论乡村地理学的对象、内容和理论框架

本文从历史、经验和理论三个角度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以乡村区域系统为研究对象。在对乡村区域系统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当代乡村地理学13个方面65个要点的基本研究内容,并偿试性地建构了以结构、进化和与环境关联为主体的乡村区域系统理论框架。     

科技创新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推动力

科技创新作为科学技术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和核心．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火车头和第一推动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调整发展思路,转变生产方式,培育新的优势;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抢占发展的制高点,提高综合竞争力,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纳西东巴民族文化传统传承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云南丽江三元村乡村旅游开发为例

本文选择"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大研)古镇近旁的三元村作为乡村旅游研究对象,以其原生态民族文化为靓点,发展特色独具的乡村旅游,补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丽江古镇纳西东巴文化受到过分商业化的冲击和原创文化不断流失的缺陷,搭建高端民族文化型乡村旅游平台,其主要目标是吸引中远程游客,满足其深入了解,亲身体验原创性民族文化的真谛之需,同时又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开放式健康发展,保障优秀民族文化得以传承。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测算研究——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

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以行政村为单元,在政策指标测算法的基础上,从自然环境状况、经济保障能力和社会因素等3方面构建理论潜力修正模型,将理论潜力修正为可实现潜力,并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估算增加耕地潜力,以期为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提供依据。研究表明,五华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分散、规模小、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沿河谷、沿交通线路分布的典型特征。到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为5683.91 hm²,北部村庄的整治潜力较大;可实现潜力修正系数为0.54,与理论潜力相差较大,各行政村之间差异明显;新增耕地潜力系数介于0.32-0.94,预计新增耕地1943.41 hm²,琴江、五华河沿线村庄的新增耕地潜力较大。建议实施差别化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对策,推进五华县农村土地整治。     

比较视野下中国乡村认知的再辨析:当代价值与乡村复兴

本文首先探讨了西方社会对乡村认知转型的基本思潮,其演进脉络经历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建立了从主体和功能两个维度进行乡村认知的基本框架,并从历史视角对中国乡村的认知变迁进行了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乡村的认知大致经历了牺牲型乡村和追赶型乡村两个阶段,直至城乡统筹的概念提出,才有一定的改变。本文提出了当前中国乡村的三重价值——乡村的农业价值、乡村的腹地价值和乡村的家园价值。基于这样的多元价值,尝试性地提出了"乡村复兴"的概念框架。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民众记忆与服装衍化--1949～2000年中国城镇民众服装流变

服装是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中国城镇服装以社会大文化的发展为依托,伴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规范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服装开始脱离社会政治和革命范式,凸现自身发展固有的逻辑.同时,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不断更新,在整体上趋于西化,服装的自身功能日趋彰显.但回首过去,中国特有的、在短时间内形成民众服装急剧变革、走向革命化的现象,颇耐人寻味.在人类历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民族将服装当作革命的对象、形式和重要内容,这一现象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密切相连,是值得深入研究和长久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