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甲午战争前后东亚海权与海防的较量及其影响

一场甲午战争,使东亚海权格局剧变,由此构成中日两国命运变化的历史拐点。战前,中日两国面对西方殖民扩张的相同遭遇,展开了近30年的海军现代化建设,并在互为敌手的竞争中日益凸显于以英国为主导的东亚海权格局之中。然而,不同的战略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甲午战争用血与火诠释了海权与海防的本质区别及其决定性影响。正因为战败后的中国已完全置身于东亚海权格局之外,再次陷入有海无防的境地,导致海权得以坐大的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更加有恃无恐,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走上独霸东亚之路。     

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

明代年例银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一项军事供给制度。宣德十年(1435)首先出现京运银,历经景泰、天顺时期,京运银两中有一笔银两开始向"岁例"发生制度性转变的趋势;成化、弘治之际,"常数"、"岁运"、"岁例"、"年例"、"年例银"等名称的出现是这笔京运银两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初步形成;嘉靖十六年(1537)年例银一年一发的规定以及年例银会计预算制的出现,意味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完全确立。年例银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明代国家的军事供给体制,是明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研究彝文古籍发扬彝族文化

彝文古籍是集民族学、民俗学、原始宗教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地名学、哲学、伦理学、修辞艺术等于一身的多学科书籍。通过对彝文古籍的价值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扬彝族文化,同时激发彝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文化。     

对1970年以来山西运城蒲剧发展的思考

山西运城有悠久丰厚的戏曲艺术传统,又是蒲剧最重要的发源地,1970年运城专署的设立,使得蒲剧在运城的发展体现了丰富的区域性和独特性。国营蒲剧团体发展体制的梳理,蒲剧演出评价机制的回归,蒲剧之所以为蒲剧的特色彰显,电子时代传统演出方式的坚守等等对于运城蒲剧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蒋介石与宋明理学

本文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与论证,从新的角度证明了“宋明理学”对蒋介石的道德取向、人格塑造及思想理念的潜在影响。     

郑绷王守仁表彰《古本大学》的表彰

郑珍《古本〈大学说〉序》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大学》如何从古本到二程改本,到朱子章句,再到后世诸改本“纷纷益不可胜记”,以至成为笑柄。然见邻水甘秩斋《大学说》,不仅赞叹,以为虽“又一新异本”,实与王守仁《大学古本序》“大义复不相乖忤”。郑珍遂表彰王守仁“复古之功不可没”。守仁复古本之思萌自龙场,经多年思考和反复论证,于正德十三年刻《古本大学序》,正式公布了他表彰古本正当性的观点。     

社会性别视阈内的“怡红公子”像

本论依照“女性主义——性别诗学——男性研究”研究路径,分别阐释不同研究立场的性别理论构建和发展,从“贾宝玉”身上窥见性别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贾宝玉”。但这类研究普遍地关注“受难的女性”,从而忽视了男性角色在文本中的价值和作用,或者简单地将男性角色与父权制做对等处理,因此很难全面地揭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性别诗学,可谓是女性主义自我反思的结晶。相对来说,它能更多地考虑到男性角色的文学和社会的功能意义。但这些在男性研究者来看,仍嫌不够,不能全面地解决男性面临的问题。男性研究至今还仅仅停留在社会学领域,不如女性主义那样广泛地与文学批评接触,但笔者认为,其主要理论在“贾宝玉”的性别研究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海外华商投资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以温州籍华商样本为例

论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211名回国投资发展海外华商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分析,结果显示:海外华商风险认知受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但个人因素的影响更大;专家和实际投资者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认定上存在差异,专家倾向于理性因素,而实际投资者则倾向于感性因素;海外华商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评分上明显高于本土商人,在自我水平、周边人因素、项目信息与定位三因素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建议积极开展海外华商的培训工作,建立海外华商投资风险的指导机制以及完善海外华商的商会组织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