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梁进步党内阁的成立与失败

二次革命期间,进步党处于北洋派和国民党竞相争取的有利地位,获得了上台组阁的机会,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成立以熊希龄、梁启超为核心的新政府,立完派第一次掌握了部分中央政权。新内阁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政方针,但也副署了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的命令导致国会解散。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袁世凯利用承德盗卖文物案胁迫熊希龄副署,本文经过考证认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熊、梁等进步党内阁派早已存在开明专制思想,而且对民初议会政治实践不满,他们希望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走开明专制的道路。但是在国会解散后不久,失去支持的熊梁内阁也在北洋派的压力下黯然倒台,标志着这种依附性的开明专制道路完全破产。     

关于宋教仁评价问题的再探讨

宋教仁是一位颇有争议的清末民初时期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投身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并从中传播西方政党观念,组建政党,推行政党政治,虽在民初过分注重议会竞选,却也不可藉此否定其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和中华民国的创立之一,是民初政党政治最主要的倡导和先行之一。与孙中山等同时代人比较,认为宋教仁是民初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也不过分。     

与时俱进锐意进取为创新党的干部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

50年来,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教职工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效地发挥了“三个阵地、一个熔炉”和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作用。总结5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校工作必须适应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发展;党校教育必须适应干部成长规律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培训工作,促进和帮助各级干部全面健康成长。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重点,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探索和实践具有时代特征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努力使党校的办学理念、教学内容、学科发展、队伍建设、综合管理等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徐世昌与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

中人是民国政治中的一个特殊角色。早期民国的政情,为中人角色提供了存在的前提。徐世昌在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中,受到的欢迎及其解决阁潮的速度都充分说明,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人们发现,在这样一个法制、政党都不健全、而武人势力又处于相持的转折时代中,中人能使断裂的北京政治重新粘合起来。     

国会解散与进步党的分裂瓦解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非法命令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解散,这是斩断中华民国法统的重大事变.国民党被查禁后,进步党是唯一的重要政党,但熊梁内阁副署命令引发进步党分裂为国会派(议会民主派)和内阁派(开明专制派).以熊希龄、梁启超为首的内阁派基于开明专制思想,希望通过依附北洋派的专制力量推行自己的开明政策;而以国会议员为主体的国会派坚持议会政治理想,不肯通过牺牲国会的尊严来延续国会的存在.维持国会的活动终于失败,进步党也在两派纷争之中逐渐瓦解.进步党的失败标志着民初各派分享权力格局的结束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开始.     

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中的外交系

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以后,王正廷、顾维钧、王宠惠等人纷纷回国入主北京内阁,而且一度左右北京政坛.时论对他们参与内政的评价褒贬不一,而党派之争又使他们的身份复杂化,要客观地评价他们,既要注意其自身的因素,也要兼顾到当时的社会舆论.     

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

为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市场压力和国内政治稳定及安全保障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组成后,以美国肯尼迪政权调整对华政策为契机,拟定了在使台湾分离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同时和大陆发展政治关系以至复交的一中一台政策。但因美国的反对和阻挠,池田内阁以特殊方式施行该政策的尝试无果而终。     

"小泉神话"与日本政治的转型

小泉纯一郎作为近20年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在日本政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小泉旋风”,或者说带来了“小泉神话”。人们一度曾相信自民党从此将获得“新生”。但好景不常,小泉内阁很快就显露出“末期政权”的症状。小泉的高支持率已成为昨日黄花。这4年来,日本政治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政坛格局、传统政治模式都在酝酿着和正在进行着有可能是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新世纪日本在寻求新的国家定位和国家战略必然伴随的现象,需要引起人们的密切注意。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意图铲除冯玉祥,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