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国际研究进展评述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系统梳理总结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国际研究进展,对我国未来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检索工具,对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相关外文文献进行归纳与评述,在辨析可持续生计概念及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评估、生计策略转型、结构与制度及生计结果五个方面总结了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生态保护及文化遗产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适应性与恢复力等方面全面回顾了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基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国际研究述评,文章进一步展望了未来我国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生命哲学视野下旅游研究与实践方向的探索

近年来,旅游业已然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但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旅游研究却呈现出固化和乏味的态势。未来旅游研究应科学与哲学齐头并进,与生命哲学的结合,更是旅游研究顺应时代发展的应有之义。文章以生命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梳理为切入点,探索旅游生命观的形成,以生命哲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与本质为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起点,分析生命哲学视域下旅游发展的内在机理,从矛盾论、价值论的视角逐步探讨未来旅游的研究与实践方向。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发现生命哲学下的旅游本质应是体察风景、体验生活与体悟生命的统合。人与自然共同构建生命共同体,科学旅游发展观应转向“以生命为本”,未来旅游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生命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生命延续。     

尉迟寺出土陶鬶的启示

史前陶鬶发展的主流看法是起源于海岱地区,然后向周围传播。但是,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陶鬶现象给这种观点带来了难解的课题。本文通过对尉迟寺出土陶鬶的验证,再次肯定了陶鬶应该发源于太湖地区。并且,尉迟寺遗址也是陶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区域,为陶鬶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襄樊邓城区域楚墓地考析

襄樊邓城区域是楚文化遗存分布的一个重要区域。1971年以来先后发掘了四处楚文化遗址和八处楚文化墓地,并出土了大量的楚文化遗物,其时代可分为春秋早、中、晚期和战国早、中、晚期。本文对该区楚墓地的分布、特点、性质、墓主人身份和与邓城遗址及周围遗址的关系等进行了初步研究。     

就石片台面研究问题答李炎贤

石片包括了各种类型台面的石片,石片台面的分类可以视为石片分类的一种。旧石器时代考古术语需要斟酌和规范。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以1982年宪法的公布实施和1997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为标志,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为恢复阶段;从1982年到1997年为全面发展阶段;1997年以来为全新发展阶段。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把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必须把立足中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清初官方主导实测的经纬度地图,对清代直至民国初期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对其数字化可为自然、人文要素变迁研究提供这一时间断面具有相对准确位置的地理数据,这对自然要素的变迁研究尤为重要。以图中广东地区为例,采用不同的地图配准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乾隆十三排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与发展,并与之前有关广西的数字化研究作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十三排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但是两个地区坐标系的偏移程度不同,主要与地理配准方式有关;图面内容的承继也有差异,这与清初对两个地区开发程度有关。     

襄樊长虹南路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

本文简要介绍了在襄樊市长虹南路墓地发掘的13座墓葬,其中东汉墓2座、隋墓2座、唐墓9座。均为砖室墓,随葬器物有陶、硬陶、瓷、铜、铁、铅锡、金、银器等。它们的发掘丰富了本地区汉唐时期墓葬资料,尤其是M16画像石门的结构填补了东汉墓葬发掘的空白。     

对"大跃进"时期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宏观历史考察

1958年,农业中学最先诞生于江苏省.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学校数量及在校人数迅速膨胀,成为全国教育"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始终保持了一个庞大的规模,直到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其盲目发展的势头才得以遏制并开始逐步调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