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

毛泽东将科学技术视为革命者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重要工具,他洞见先进技术在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中的作用,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视为国家的重要职能,在西方国家封锁禁运、苏联毁约的困境下,千方百计引进先进科技并努力促进自主研发,果断地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回顾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自主研发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实践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活动集中在“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虽然这两个时期在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但在引进技术的行业构成、规模、项目建设的实施和技术的消化乃至技术创新机制、成效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一五”时期采用了全面、系统、灵活多样的方式和重点攻关,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再造,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迅速积累,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对引进技术的翻版、修改阶段。“大跃进”时期的技术创新机制被严重干扰,群众运动代替了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中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格外活跃,通过技术革新运动学会了自行制造一些成套设备、生产工艺,但并没有从产业部门或行业整体上真正实现引进基础上的再次创新,其整体水平依然停留在对引进技术的“初级模仿”阶段。     

湖北荆门左埭楚墓群出土金属器研究

利用XRF、金相显微分析等手段对湖北省荆门市境内左冢楚墓群出土的金属器,特别是青铜器进行了测试分析,XRF分析表明该楚墓群出土的青铜器多为铜、锡、铅三元合金,且容器的锡含量低于兵器和工具,而铅含量则相反。金相分析显示左冢楚墓群出士青铜器多为铸造组织,其中3件铸后经过不同程度的加热：而热锻成形的器物有4件,其中有一件在锻后进行了冷加工。结果显示,此批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科学、制作工艺比较先进。     

乾隆初年政府职能扩展的几个例证

世界历史在18世纪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政府职能的扩展。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本文力图展示乾隆初年清代政府在劝农、兴修水利和开矿几个方面的所作所为。如果说,在18 世纪的西欧,政府职能扩展已属于一种“现代现象”,那么我们又应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段历史?     

可持续发展文化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必然选择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表现为“分立”与“融合”,二者的分立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直接表现为科技的异化和人类价值观的扭曲,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科学与人文分立的历史追溯,发现既有科学对人文的压制,又有人文对科学的反抗。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凸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必然选择,这既是理论发展的趋势又是现实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文化融合了科学与人文的内涵,体现了人文关怀,营造了“科技人性化”发展的氛围。科学与人文必将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融合。     

18-20世纪俄国的国家与现代化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常常导致社会冲突,解决冲突的方式不一,其中以改革和革命为主.当改革不足以解决尖锐的社会冲突之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旧制度随之寿终正寝,而由国家实施的改革模式则力主法律的继承性和合理化变化.19-20世纪初的俄国则成为这样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博弈的舞台.俄国通过革命解决了当时的社会冲突,其革命模式对许多亚非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些采取革命方式解决冲突的国家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步入现代化道路,反而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与外部因素,盲目效仿他人不足取.     

安图沙金沟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研究

安图县沙金沟遗址于2006年发现,遗址位于沙金河右岸第Ⅲ级阶地上,在地表和含角砾的黄色亚黏土层中共发现石器82件,原料以黑曜岩为主,包括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二类和三类工具(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遗址的地质年代推测为晚更新世的晚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     

现代技术与文博工作者的主体性——试论数字博物馆建设中“人”的作用

在人类各个技术发展阶段,技术与人的主体性之间互相消长,在数字博物馆建设中,文博工作容易出现傻瓜化倾向。为此,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应是文化创意的过程,在使用现代设备、系统、工作流程的同时,文博工作者要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     

数字技术辅助博物馆展陈的若干思考

数字展览与互动技术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辅助手段,提高了用户参观趣味性,增强了用户体验,达到了参观个性化的目的。     

再读跨湖桥

在《跨湖桥》考古报告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浮选、孢粉和非孢粉微化石、PIXE技术和拉曼光谱等多种分析手段,对跨湖桥遗址的人工制品和生态物进行了分析,复原了当时人类的居住环境及变迁、古食谱和制陶技术,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探讨了先民的生存方式。文章认为,8000年前跨湖桥的富裕环境很可能促使复杂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并出现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而水稻栽培和猪的驯养很可能与这类社会常见的仪式和宴享活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