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转型——中部小城济源的发展路径

借助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简明定义,即以"企业化表述"和"企业化方式"来实施"企业化战略",通过考察中部小城河南省济源市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城市企业主义经历了由萌芽到深化的"全球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多重尺度共同作用的产物;市场化和全球化构成相互交织的推动力量;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城市企业主义的战略与行动内容。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改革

该文从第三部门在全球的蓬勃发展谈起,对“第三部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围绕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改革的互劝关系展开论述。最后,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的若干政策建议。     

韩愈、柳宗元他传性托传体式研究

唐代出现了大量文人所写的应用性传记。其中,他传性托传基本上体现史传的“有益于世”的精神,但和史传的具体写作目的截然不同,它不用拘于史传的种种体式,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所以,他传性托传的突破传统史传体式,使得传统的“传”由单纯记述历史的散文发展成为极富文学艺术性的散文,从而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新天地。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紧急救灾措施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党和国家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纠正错误,全力领导人民进行了救灾斗争,采取了精简城市人口、降低粮食征购量、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节衣缩食"瓜菜代"、提高粮食收购价、大办农业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扭转了局面,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康熙时期的养心殿

养心殿作为宫内的一处重要建筑,在康熙时期的情况一直不甚清楚。本文通过零星的记载,尤其是当时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对康熙时期养心殿的建筑格局、内部陈设、使用情况等进行了考证,认为与雍正以后的状况有很大差异,其功用是多方面的,从而对养心殿历史沿革的认识更为全面。     

日本现代化的人口条件

现代化之初,日本的人口有四个基本特征,即高密度、低增长率、低依赖性人口和高素质。高密度的人口是日本现代化的不利因素,如何化不利为有利是日本现代化的关键,而低增长率、低依赖性人口和高素质则是日本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思想史述评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与自然关系认知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和飞跃,是人类痛定思痛后的明智抉择。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人和自然的原始统一、农业文明时代朴素的“天人合一”、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几个主要阶段。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理想与追求,也是人类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以赣闽粤边区为例

学界一般认为,在长达20多年的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难以流动,农村社会几乎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通过对赣闽粤边区农村人口流动剖析后发现: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仍然流淌着人口流动的涓涓细流;这些细流,既有城镇人口的下乡流,也有农村劳力的进城流,还有农村内部的人口迁移流.集体化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体制安排移民的时代;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向农村、向山区迁流的社会.     

The composition of late Romano-British colourless vessel glass: glas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ne hundred and twenty-eight colourless glass tablewares from settlement contexts throughout the British Isles, dating from the mid-3rd to 4th century AD, were analysed by ICP-AES spectrometry. Three distinct compositional groups were identified based upon the use of different decolourisers and primary raw materials, with possible sub-groups within these. These compositions have distinct, but overlapping chronological ranges, suggesting colourless glass production in at least three, possibly more, centres in the late Roman period. The compositional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high degree to which recycling of glass was taking place during this late period. The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some of these compositions is more restricted within the British assemblages than is observed in other published assemblages from Western Europe. This distinction may indicate different supply patterns of glass to the Western provi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