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世界历史上的社会变革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大时代。期间贯穿了三次社会变革：第一次社会变革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最终导致原始公社制的解体和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贯穿整个文明时代始终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第二次社会变革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马克思认为这两个社会阶段都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前者是完全处于人身依附状态,后者是部分处于人身依附状态,两者的差别不大。第三次社会变革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大转变,概括地说,就是要实现市场化、工业化和民主化,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浅议河湟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河湟传统文化是在其自身繁衍和中华民族其他文化的融合下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河湟文化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有继承又有创新,才能显示出旺蛊的生命力。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日本现代化的人口条件

现代化之初,日本的人口有四个基本特征,即高密度、低增长率、低依赖性人口和高素质。高密度的人口是日本现代化的不利因素,如何化不利为有利是日本现代化的关键,而低增长率、低依赖性人口和高素质则是日本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

20世纪 30年代 ,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 ,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其中 ,五个实验县各有特点 ,但是 ,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国家政治结构变动并未出现地域性的根本差别 ,因而 ,尽管在具体的进程和操作方式上有所区别 ,甚至在参与力量和主体上也有所不同 ,县政建设运动整体上却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它的运作模式、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该刊自觉拓展史学研究新领域,刊登了大量关于人口、民族、地理、宗教、交通等方面的论文,为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人口史等史学新兴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该刊力主扩大史料范围,倡导合作研究,重视平等讨论,创造出思想上活跃开放、学术上自由争鸣的良好氛围。该刊还特别重视译介西学成果和资料,为中国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开辟了一个窗口,为近代中国学人借鉴外国研究方法提供了帮助。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Shifting Narratives: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a Critique of Popular Opinion

When discussing the trans-formative shifts having occurred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follow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one cannot avoid men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the “paradigm of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postmodern paradigm.” According to popular belief,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aken by the academic world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was marked by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ons: First was the progressive replac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by that of the “paradigm of modernization”; following that was the rise of the “postmodern paradigm” and the challenging of its predecessor. This set of divisions, though logically clear and succinct, cannot possibly conform to the realities of history in all of its complexness. Whil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1980’s were largely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s of “what exactly is the historical driving force of Marxism” and “who are the revolutionary class,” the notion of the “paradigm of modernization” was rather a product of the conservative historical viewpoint and its rise during the late 1990’s. In this sense, then, the latter cannot possibly embody the former. On the surface of things, though the “postmodern paradigm” appears to refuse the narrativ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it in fact shares deeper connections with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ought at its roots. In short, then, these trans-formative shift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re not a simple “exchange” whereby one paradigm transfers into the next, but are rather a process of incessant and interconnected change.     

对搞好农牧区“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几点认识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是农牧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载体,是解决边远山区农牧民群众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难题的“民心工程”。要因地制宜,探索建立农牧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搞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     

19世纪上半期墨西哥的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

殖民地时期,在墨西哥中央地区的农村,庄园与村社之间形成了一种虽不平等、但相互依存的关系。殖民地后期,由于人口数量回升、商品关系的发展,大庄园利润上升,村社农民地位下降。独立后,由于大庄园主因经济困难而被削弱,墨西哥的农业从主要满足大城市市场的大庄园商品性生产为主,转向主要以满足自身消费和部分满足地方市场的村社、租佃农、小农场生产为主,出现了一种向"小农制"转变的农业发展模式。这一变化不仅仅给农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加平等的分配创造了条件。但19世纪末,在迪亚斯的独裁统治下,墨西哥的农业重新回到了大庄园商品生产的模式,下层农民的处境不断恶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导致了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