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都市圈空间相互作用时空演变分析

利用改进引力模型并结合GIS 方法,分析2000 年以来南京都市圈县域尺度空间相互作用的时空演变,探讨圈域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结论如下：南京都市圈县市空间联系强度不断增强,南京主城与其它县市相互作用强度最高,其次为沿江各县市间、地级市主城区与其郊县间,南京、扬州、镇江、马鞍山等所辖县市间出现了联系强度较高的网络,有一体化发展趋势;历年县市潜力值都由最高峰的南京主城区为中心向四周递减,呈圈层式结构,在向外扩展过程中存在空间变异性,高潜力区沿江伸展,随着圈域内其它地区的发展,单一核心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最后总结都市圈发展过程,提出圈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交通、产业措施。     

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研究

本文采取就业密度分析方法,对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进行实证研究。在南京市区现有11个区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区划分为159个研究单元。依据2005年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区县层面"分行业就业数据,以及2006年南京市用地现状图,修正匹配得到各个研究单元制造业、服务业、商业金融业及总的就业密度值。并运用Arcgis软件对就业密度值进行核密度分析以及3D模拟,分析南京市区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总就业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原因机制。     

条件价值法评估旅游资源游憩价值的效度检验——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为例

运用条件价值法评估资源的经济价值,假想市场的构建使得评估的信度和效度备受质疑。早在20年前,发达国家关于条件价值法的相关研究已从实施实验、报告内容和结果,向检验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方向转变。国内旅游资源研究的相关领域,对条件价值法信度和效度的关注非常罕见。文章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为个案,运用条件价值法进行游憩价值评估,并进一步聚焦评估效度的深入探讨。条件价值法的评估结果表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2012年的游憩价值为7.14亿元。效度检验结果表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意愿调查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与运用旅行费用区间分析法的评估结果566.04亿元相比,两者并不具备良好的收敛效度,前者的评估结果明显偏低;建构效度检验说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意愿调查结果部分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得到解释。     

尺度重构视角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演变的历程,剖析了各阶段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刚性的尺度调整工具,其发生周期、主要类型和动力来源嵌入在国家或区域为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尺度战略及其相应的尺度重构方式之中。广东省的区划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中央授权+中央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中央放权+中央收权"和"广东省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三个阶段性的尺度重构策略变动轨迹。此外,尺度重构可能体现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由于各时期国家、区域宏观战略的不同,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内容指向会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策略也将进行调整,使得不同阶段对各地域空间赋予的尺度重要性大相径庭。     

清儒补三国地理志成就探析

清人补三国地理志者,有洪亮吉、谢钟英、吴增仅三家。总体来说,洪氏草创规模,缺陷最大;谢氏较洪氏有很大改善和进步;吴氏后来居上,成就斐然,且独创前表后考、按时分栏的"地理表"体例。综观三人成果,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基本复原了三国时期的政区情况。     

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

本文首先对清朝于雍正二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在青海、甘肃藏区设置的土司制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其特点和流変进行探索,其次,将甘青藏区划分为七个大的区域,即河北西宁府所辖地区(包括附郭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卫等)、西宁办事大臣所辖玉树地区、河南贵德、循化厅所辖地区、青海湖地区、凉州平番县(庄浪卫)地区、大夏河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地区及洮河流域以卓尼杨土司为中心的地区,较为详确地列出清代甘青藏区藏族的分布、人口及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甘青藏区的社会组织,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居于城镇、营汎或附近,主要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社会组织;居地离城镇、营汎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社会组织,以及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藏族社会组织。     

加快民族地区群众文化建设 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

群众文化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加快民族地区群众文化建设,有利于各族人民开发智慧,增强认知事物的能力;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岭南地区家养黄牛起源问题初探

岭南地区家养黄牛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出发,通过骨骼形态、测量数据、考古现象以及区域动物群的对比和分析,对岭南地区家养黄牛的起源时间、模式和动因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家养黄牛最迟于南越国时期从北方传入岭南地区。     

南阳秦汉考古学文化内涵及其历史诠释——以南阳丰泰墓地为个案进行的考察

南阳丰泰墓地的时间跨度由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其文化内涵在器物形态、组合特征、墓葬结构等方面都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战国晚期,南阳地区政权更迭频繁,韩、楚、秦的文化势力也因此相继出现,共存发展,至战国末期形成了融三者于一体的新型仿铜陶礼器组合,并在秦汉时期迅速发展,成为主流的文明形态。与此同时,以双耳罐为代表的楚系地方文明不绝如缕,顽强生存。两者共同构成了秦汉文明的基础。这种新型仿铜陶礼器文明自身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楚系地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印证了秦汉中央集权政治统治力的强弱变化,以及秦汉社会盛衰的历程。西汉晚期以后开始流行的模型明器,则昭示着新的丧葬观念、丧葬礼仪的诞生。     

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考——以《窦奉高墓志》为中心

前人对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撤治说"和"设治说"。河北省磁县出土的《窦奉高墓志》记载窦氏在北齐时期被授予"邯郸县伯"的爵位,为"设治说"提供了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