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宁波段聚落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研究

聚落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运河兴衰息息相关。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历史久远,保存类型丰富,历史价值突出。宁波运河的开凿和变迁对运河聚落整体格局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关系紧密;同时运河聚落的产生和发展也促进了运河功能的不断完善和运河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好运河聚落文化遗产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意在梳理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构成情况,并对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祭器、礼器、“邵局”——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多年积累的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与南宋官窑密切相关的诸问题：如南宋陶质祭器的使用与特征,王晋锡、邵谔与礼器局、邵局、修内司官窑的关系,南宋官窑生产的仿青铜礼器瓷的性质与用途等。作者认为,王晋锡之陶质祭器的烧造与邵谔之修内司官窑的建立,是先后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两件不同的事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南宋陶质祭器与官窑仿青铜礼器瓷在形制及用途上有本质的区别。     

论刑法规范法定原则

刑法规范法定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刑法规范配置原则。其思想渊源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刑法规范配置应当民主化,尊重人权主义要求刑法规范配置应当尊重人权。刑法规范法定原则包括法律性原则与明确性原则两个派生原则。法律性原则要求刑法规范的法律渊源应当是法律,刑法规范的内容应当依法规定。明确性原则包括刑法规范确定化与刑法规范明晰化两个方面。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

蒋大椿先生提出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史上．是一种全新理论形态的历史观。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还是对于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评论者悬置客观实在的现实社会和历史,沉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加上评论者和蒋大椿先生之间在探索的问题、言说的平台和所处思想时段等方面的差距,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发现蒋先生的真问题和《思潮与发展》一文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综览目前公开的评论,只能说这是一场极不相称的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之间的交锋。     

吕兆禧和他的《东方先生集》

吕兆禧生活于明万历时期,早死,有《东方先生集》和《吕锡侯笔记》传于世,并与姚士麟共辑六朝潘岳等人别集十余种,辑佚之功实不可没。《东方先生集》是明代较早出现的东方朔作品辑本,虽有收录过滥之弊,然搜罗之全、校核之精实优于张燮《东方大中集》。本文钩稽了吕兆禧的生平、著述和交游,指出了《东方先生集》的价值。     

上博馆藏楚简文字考释四则

上博简《周易》30号对应今本"说"之字由"又"、"兑"二部件构成,因二者发生合笔而难识,字实为"敚"之异体。《曹沫之阵》16号简原释"繲"之字应分析为从"纟"、"■",读"属",训为"连属",与"纪"为近义连文。《君子为礼》6号简原释"正"之字应释作"■"。读为"俛"。《弟子问》简5原释"连"之字应释"■",读为"略",义为要约:"■"由"■"之省体"■"变形声化而成。     

试述汉代官营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

汉代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统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组织的生产形式,由于商品经济的影响,官营手工业也部分从事商品性生产。两汉官营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是商品生产的一种畸形化,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再认识

本文在红山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承的条件下,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造型、纹饰、出土情况、结构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结合已有的考古发掘报告,参考了有关的历史文献,从玉神学、玉文化的角度说明了红山文化玉三孔器使用功能为巫师通神的法器,同时对相同和不同的观点都作了分析,进一步阐明此说的合理性。     

论荀悦的历史认识论

荀悦在前人的基础上 ,对历史认识的目的、方法、思维方式、检验标准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阐明以史为鉴的必要性 ,将历史认识与取鉴资治有机结合起来 ;强调认识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通过区分类例 ,由此及彼 ,知微察著 ,去伪存真 ,获得对历史的理性认识 ;指出应以发展变易的观点审视历史 ,不能墨守成规 ,应当因时立制 ,分析事物时应看到其内部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 ;要求以儒家思想作为考察历史的理论原则 ,将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参验 ,以真实作为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荀悦的历史认识论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