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唐宋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群体对比研究

本文以陕西唐宋时期的石窟寺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典型石窟寺建筑实例入手,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群体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研究：一、对比分析陕西唐宋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的营建背景：二、进行陕西省内唐宋时期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在建筑群外环境的对比研究;三、进行陕西省内唐宋时期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在建筑群形态发展方面的对比研究。通过上述的研究方法,探讨出：陕西唐宋石窟寺在营建背景、建筑选址、建筑构成、建筑布局方面的发展规律及特点。     

清末民初农会组织述论

清末民初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酝酿、兴起、发展、隐退四个阶段.其基本结构表现为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领导体制;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选举制度、议事办事原则以及定期的会议制度等.呈现出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一定程度的自治性、成员构成的复杂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基本特点.所从事的活动内容相当广泛,主要表现为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开展调查研究;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等.这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罗田蔡家湾元代砖室墓发掘简报

蔡家湾墓地是湖北首次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带壁龛元代砖室墓,可分为北、中、南三室,人字形尖顶结构较为罕见。墓室底部及壁龛内出土了陶瓶、陶罐、瓷豆、瓷碗、陶碟、铁剪刀等17件重要遗物,为研究元代葬俗和南方制瓷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

19世纪 60年代以后 ,直东交界一带社区精英权力的拓展遇到外国教会的挑战 ,士绅团首在管理社区事务和维护道德教化领域的自我保护倾向拉大了其同州县政权的距离 ,并为体制外的民间组织公开化提供了社区空间 ,导致基层体制内外的多种组织反击洋教的联合行动日渐武装化。世纪之交的外患内忧使社区自卫运动促进了社区精英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和对区域性的民间文化的再创造。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民间文化的三个标帜将多中心、区域性的民众反洋教集团联结成义和团运动     

随州市何店镇干堰洼宋明墓葬发掘简报

干堰洼宋、明墓位于随州市何店镇巫山村。2002年7～8月,为配合孝襄高速公路建设,在路基范围内发掘清理宋代墓葬2座,明代墓葬4座。随葬品以陶器和瓷器为主,铜器极少。为研究随州地区宋、明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葬俗等方面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岳阳商代考古述略

本文从全面介绍岳阳商代考古的发现开始,首先界定岳阳商代青铜文化的上下时限,同时简略归纳岳阳商代青铜文化的整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岳阳商代青铜文化为两期八段,并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推论岳阳商代青铜文化前期一至四段为二里岗期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后期五至八段为殷墟期本地土著文化樟树潭类型。     

刘遗民非"遗民"考

刘程之,号遗民,晋宋问人,晋末弃官归隐。后人往往根据其不仕之事与“遗民”之号,将其理解为易代后出于政治立场与道德自觉不仕新朝的“遗民”。其实,遗民一词的此一义项在晋宋之世尚未确立,刘遗民不过是一位追求山林玄远之趣的隐逸之士。并且,由于刘遗民的历史存在,还产生了“遗民”一词不被广泛注意的另一义项——隐士。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作用也不宜高估,唐代中后期三省制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封驳作用的发挥,而当政者能否接受逆耳之言、给事中能否履行职责也同样决定着封驳作用的发挥。     

从刺字看宋代军制

刺字是古代肉刑之一,在宋代成为军人和罪犯共有的体貌特征.军人和罪犯在刺字内容和部位上虽有差异,却都被社会主流群体视为贱民.军人的身份与罪犯颇为接近.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募兵制施行的程度值得怀疑.出于兵源补充的需要,宋代强化对军人的身份控制,形成了后世军户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