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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孝通的两份文献看1956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56年,西南许多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事件,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费孝通因为与贵州民族工作有较深的渊源,接受了威宁两位苗族知识分子的请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贵州省委反映有关情况。1956年4月,中央决定再次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认真检查,在肯定建国以后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统战工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贵州各级政府提出了改进民族工作的意见,并开始对民族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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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子庆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6):50-52
姑蔑原本是生活在今山东半岛上古老的东夷族一支。商甲骨有“蔑”字,西周献未见姑蔑族,直到春秋隐公元年(722年)始见“盟于蔑”,对其蔑地,诸家考释皆已落实。春秋时期,姑蔑一直处于鲁之附庸地位,直到春秋末年,在吴越争霸战争中,姑蔑举族迁到越地(今浙江龙游县),与越族交融,最后一起融入华夏明中。清人误认为鲁地和越地出现的姑蔑族“不得混合为一”,这是不对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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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进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2009,4(1):124-148
Wartime Shanghai (1937–1945) was a crucial period in women’s Yue opera history, during which the opera took roots in the city
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art form. The opera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dominant presence in the city’s popular entertai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40s and gaine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with its masterpiece
plays such as The butterfly love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rise of women’s Yue opera in wartime Shanghai was more a ramifica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s in urban migration,
urba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women’s 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that ran through the entire Republican even the early
PRC periods.
Translated and revised from 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8, (2): 56–67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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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南越国墓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大体有三:一种是相当典型的越式墓,墓主当为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一种情况是越式特征已经减退而汉式因素亦不明显,墓主当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蓍越人;第三种情况是汉式因素比较明显却仍然存在相当强烈的越式因素。其中最后一类墓年代更晚,分布亦较为普遍,族属似可称"次生越人"。从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分析,岭南汉族的最重要来源应该是"次生越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融合的大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形成和壮大,"文化上汉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意识上越化"的另一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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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以浙江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瓷业核心区窑址数量急剧减少,窑场规模缩小。与之相对,浙江其他地区却发现了大量这一时期的窑业遗存。研究显示,限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北宋中期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核心产区不再适宜大规模的瓷业生产,而这直接迫使制瓷工匠作出选择,或许其中一部分工匠开始另辟他地继续从事窑业生产,从而在浙江范围内出现了众多这一时期的窑址。此外,在瓷业技术的传入过程中,制瓷工匠也结合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创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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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古瓷铭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作为古瓷铭文史上的一个特例--越窑单字款出现的社会意义却缺少探究。本文试从单字款出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探索单字款出现的原因。认为当时宽松的烧窑制度是单字款出现的前提条件,而窑业规模和窑工分工是单字款出现的决定性因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