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校注》商补

唐释道世撰写的《法苑珠林》,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类书,保留了极为丰富的佛教资料。中华书局2003年12月出版的周叔迦、苏晋仁二先生的《法苑珠林校注》,是目前《法苑珠林》最好的校注本。然因该书卷帙浩繁,有些校点和勘正可再商榷,笔者不揣鄙陋选取15条略加考辨,以就正于方家时贤云。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汉代非单棺墓葬的考古学意义观察——以中小型墓葬为观察对象

汉代的非单棺墓,即同穴多人葬,包括有亲缘关系的合葬墓和非亲缘关系的主仆同葬墓。本文所论非单棺墓,为有亲缘关系的合葬墓。这类墓葬的考古年代学类型有同时合葬和异时合葬两种形式。同时合葬因迁葬或同时丧亡而形成,异时合葬则由于先后丧亡因而先后入葬形成。异时而葬的合葬墓,墓主葬入的时间虽有绝对的先后,但因考古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对先后葬入的随葬品的考古年代学分期,会有同一时间段或不同时间段两种结论。对于非单棺墓葬的研究,我们首先要重视资料报道的准确件,其次要以对单棺墓葬的分析作为研究的前提,此外要注意辨析同一墓葬内和不同墓葬间不同器物群组之间的关系。     

湖南省汩罗市高泉山人民路东周墓发掘简报

2007年2月上旬,湖南省汩罗市文物管理所在配合基建工程中,发掘了一座东周时期墓葬(M1)。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分析,该墓属楚墓。     

宜城市周代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之三)

2007年11月,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联合宜城市博物馆在宜城境内进行第三次考古调查,重点踏勘了宜城北境、汉江西岸的周代文化遗存,探讨楚文化中心区域与其它地区的内在关系,考察楚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本次调查加深了我们对相关遗址大致年代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对于促进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等课题的研究有一定帮助。     

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

因为三峡大坝建设的契机,峡江地区汉晋时期墓葬大量发现,其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在全面搜集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对近年峡江地区汉晋墓葬考古发现和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以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两晋东宫述论

东宫的基本架构是以皇储为核心建立的一套职官制度。作为储君的僚属,他们的人选来源也极一时之选。此外,为太子选择有才干的人作为宾友;给东宫配备相当数量的军队;重视东宫教育;在对东宫实行经济保障也是加强储君地位的重要方面。两晋还存在着皇太弟现象,但两晋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两晋东宫的设置是为了加强皇储地位,而在两晋皇权不甚强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这种制度与设立的初衷相悖,这也是当时政治环境变化的真实反应。     

西汉合浦郡之朱卢县考

汉元帝初元三年罢珠崖郡后,海南岛之归属和建置情况如何?学术界对此长期争论不休。明代,海南王佐认为自汉元帝罢珠崖郡后,海南岛成为中原王朝的域外之地,直至南朝梁武帝大同中因海南儋耳归附于洗夫人才内属。唐胄则认为汉元帝罢珠崖郡后,仅八十六年本岛就又内属。当代,谭其骧先生的观点与王佐大致相同。杨武泉先生则认为从西汉晚期至萧齐,大陆王朝一直在岛上设置县级地方政权。本文虽赞同杨先生的观点,但所用资料和研究方法与之不同,而且只探考西汉朱卢县。认为只需要弄清朱卢县的位置,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一历史悬案。现依据许多学术界未曾提及的重要古籍资料和西汉"朱廬執刲"银印所蕴涵的重要信息,采用考据学研究方法,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考察,所得结论是:西汉合浦郡的朱卢县应当在海南岛。     

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是清代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康熙、乾隆两部《清会典》记载的省制这一角度出发,对江南等省的分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是一个始于顺治十八年、终于康熙六年的渐变过程,清代的省制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变。本文又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分省过程结束后,"江南省"、"湖广省"等省名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蒙元时期的酿酒锅与蒸馏乳酒技术

一2004年春夏之交,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联合举办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展,其中的一件展品铜酿酒锅(图一)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后来有机会在内蒙古博物馆同仁的帮助下,仔细观察了这件酿酒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