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

明代是一个多灾荒的历史时期,在赈济救灾方面,明朝政府发展了前朝劝分赈灾的措施,把旌表制度运用到灾荒赈济中去,这就是义民旌表。义民旌表主要是用道德表扬的形式来奖劝、酬答富民的仗义疏财。义民旌表在充实仓廪、灾荒赈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后期“保富论”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

明代,贵州民族教育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极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使之成为“安边”的重要举措。由官府在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创办若干“司学”。清代则用“义学”实施民族教育。其对象由土司子弟扩展到一般“苗民”,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义学在民族杂居区推广的成效较大,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辟苗疆”的措施不力。     

论清代乡村塾师馆居生活的孤寂及其调适

在清代的乡村社会,大量塾师外出坐馆,处于背井离乡和与亲人长期分离的封闭状态。此种境遇之中催生了塾师的思乡与思亲之情,造成其馆居生活的孤寂实态。教学之外,塾师的业余生活往往局限于备课批文、钻研举业、读书、抄书、著书、练习琴棋书画和饮酒赋诗等。馆居生活的孤寂与业余活动的封闭性、娱乐性和精神性成为解读塾师民间形象形成的重要视角。     

湖北郧西归仙河遗址2009年度发掘简报

郧西归仙河遗址2009年度发掘获取了一批石家河文化、汉代、唐代、明代遗存,其中石家河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丰富了鄂西北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内涵。归仙河遗址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和郧县青龙泉遗址的石家河文化遗存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但文化面貌纯净,遗址中仅见石家河文化遗存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不见青龙泉遗址中出现的仰韶时期及龙山时期的其他文化因素。因此归仙河遗址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对于鄂西北地区石家河文化的界定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元青花瓷器制作中的差异现象研究——由高安馆藏元青花荷叶盖罐谈起

高安市博物馆藏的两件元代青花云龙纹荷叶盖罐均出土于江西省高安市一处元代窖藏中。从出土的情况并结合两件荷叶盖罐的造型、纹饰、制作工艺诸方面情况判断,此两件器物应为元代景德镇同一窑场、同一批次制作的产品,但经仔细观察,发现它们在造型、纹饰的描绘等细节上存有一定差异。在鉴定元青花瓷器时,不能仅凭一二点现象断定其真假,而应从造型、纹饰和工艺等方面对器物做全面分析再下定论。     

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是研究早期文字形成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材料。其中,几何类刻划符号具有表现某些原始思想观念和简单记事的功能。水纹系列刻划符号主要是表现水波起伏的动态形象;"圆圈形"符号可能和"天"有关;"半框形"、"方框"和"十字形"符号可能和"地"和"四方"有关。     

金朝后期行省官制考

金朝后期设置的行省,由其最高长官行省事开府置官。行省机构职官有行政机构左右司职官、军事职官、监察御史等。行省事通常需要具有中央尚书省宰执身份,其职掌包括军事事务和地方行政事务两方面,体现出行省官制极强的军政合一性。其中行省行政机构的设置,为行省最终转化为地方统治机构奠定了基础。     

北魏异姓贵族婚姻论略

北魏时期,异姓贵族主要指拓跋同宗九姓和勋臣八姓。在通婚关系上,拓跋和同宗九姓因有血缘关系,"百世不通婚";同宗九姓的通婚对象主要是少数族权贵和汉族大族。勋臣八姓成为宗室的主要通婚对象,但勋臣诸姓与宗室通婚也有亲疏之别。总的来看,与宗室通婚较频繁的勋姓,如穆氏、陆氏、于氏、尉氏等。而贺氏和刘氏等,由于其所出的贺兰部和独孤部曾有过与拓跋部争权的历史,故北魏建国后宗室与他们的联姻并不多见。除宗室外,异姓贵族通婚的对象以少数族居多,但汉族也不少。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民族间的通婚范围更加广泛。     

关于献陵陪葬园区布局的思考

唐高祖献陵位于陕西三原县,但陪葬墓区却分布于其身后东北方的富平县境内,本文从考古资料入手,结合文献记载,就唐高祖献陵陵园选址、陵园布局、陪葬墓位置等方面与秦汉帝陵相对照,阐述了献陵的主要特点、陵区布局及陵制承袭脉络,并附上富平县文管会陵区调查所得陪葬墓分布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