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国"三立三绝"与明朝对土鲁番的政策

明朝前期的哈密地区哈密国与哈密卫二制并存。由于土鲁番与哈密国国力强弱悬殊、明朝在哈密卫尚未驻军与当地无险可守、哈密国与哈密卫远离内地及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难以救援、明朝对土鲁番政策有失误尤其土鲁番的一再入侵等,致使哈密国“三立三绝”与哈密卫徙址。土鲁番之所以敢于“三绝”哈密国,从根本上看,与明朝严加防御北元、对边疆其他各族推行“抚绥”的安边思想与政策有关。若究明朝对土鲁番政策实质,无疑在于“羁縻”了。     

《楚辞集解》训诂考据的成就

明人汪瑗撰《楚辞集解》,在屈辞训诂、考据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他在训诂字词、考辨名物时,既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并予以新的阐发,又不囿成见冲决旧说提出新论,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他还否定了“《九章》俱作于放逐江南时”的旧说,并对《九章》各篇的具体创作背景、写作时代诸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发明新意,推动《九章》研究的纵深发展。     

明代北京燃料的使用与采供

明代北京使用的燃料,有植物性的柴炭和矿物性的煤两类。明代前期,北京所用燃料主要为柴薪,中叶以后煤的使用日益增加,到明代后期,煤逐渐成为北京的主要燃料。明代内廷所用柴炭,基本上通过强制性的徭役体系获得,而京城官民人等所需柴炭,则须通过市场购买。至于煤的开采和运销, 则主要采用民营方式。     

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几成定论。但此说存在不少疑点,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初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惟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其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

有鉴于前人对唐代都督府认识的分歧,本文从文献的角度论证了今人观念下的都督府自唐代建立至安史之乱的不同职能,即军政职能、民政职能、监察职能。并重点阐述了前两种职能所依据的社会背景,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三种职能下都督府与常州之关系,力图解决困扰都督府研究的一些问题。     

经济行为与环境变化:清前期台湾野生鹿消失探析

鹿曾经是台湾数量最庞大的野生动物群之一。明末以来,随着台湾贸易交流的活跃,鹿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土著居民由原先捕鹿作为民生用品逐渐发展至为市场服务;清前期大陆移民入台的农业垦殖又破坏了鹿原有的生态环境。人类经济行为引发的环境变化,最终导致了野生鹿在台湾渐趋消失。     

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     

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

本文以西汉王朝为例,对古代中国王朝的疆域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是王朝疆域形成的主要途径。在西汉初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以西汉王朝和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以及众多的亚藩属体系和弱藩属体系。自武帝时期开始,随着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两大藩属体系进入碰撞、重组阶段,其结果是不仅以匈奴为核心的藩属体系被纳入西汉王朝的藩属体系中,其他弱藩属体系也进入其中,属于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亚藩属体系则成为了郡县,由此最终形成了郡县、特设机构、藩属国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西汉王朝疆域。     

古代西北疆域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古代西北疆域是我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西北疆域的研究也是边疆史地研究中的重点之一。本文分析了西北疆域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认为以动态的标准确定我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疆域是研究西北疆域的基本前提;西北疆域地位不断演变,是西北疆域变迁史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西北疆域形成过程的基本形式。同时,文章还就民族、地理环境、国防安全等方面说明了西北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     

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

中国古代史学在发展中,存在着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这在官修史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史馆又是这种斗争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历代正直的史家坚持直书的精神、追求信史的目标从未改变。《唐会要》中的《史馆·史馆杂录》所记的史事,反映了唐代史家追求信史目标的足迹,以及他们的操守和信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