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羁縻州"虚像"及其制度问题

宋代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但发生了许多变化。部分"羁縻州"入宋以来就本不存在,部分"羁縻州"在北宋两次"开边"之后也不复存在,史籍辗转相承,不一定可靠,是一种扩大了的"虚像"。若用宋人赵升所言"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为羁縻州"的标准来衡量,宋代的羁縻州制度是残缺不全的。     

汉代北边的"关市"

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发挥活跃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代起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时期,依然联系着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往。战争中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吸引多民族群众的经济作用。《后汉书》所谓"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说明"关市"的作用,是边地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通关市",是汉代北边贸易往来的重要形式,除此正当途径外,北边贸易还有非正常乃至非法的形式。     

安徽巢湖放王岗出土西汉漆器漆膜测试分析

为了解放王岗出土漆器的髹漆技术,采用了漆膜切片技术、X射线衍射粉末法、傅立叶红外光谱法和显微镜等分析方法对漆器残片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大部分的漆膜包含1～3层髹漆层,一些漆膜中存在着漆灰层;采用了HgS作为漆膜的红色呈色颜料;可能采用了混合大漆和其它有机物的漆料;特别是漆膜中发现了含量约在5%左右的石英颗粒,其成因和作用值得现代漆器业去研究。     

"每欲追风去,甘为汗漫游"——试论陶澍和魏源

陶澍、魏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封疆大吏,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生长于湖南的资江之泮,既有深厚的友谊,又以幕主和僚属的关系长期共事.陶澍事业的成功,有魏源参赞谋划之力;魏源思想的成熟,则有陶澍提携培养之功.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论广州大元帅府的投变寺产活动——兼论商团事变的原因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后,为了筹集军费和广州的市政建设资金,将广州的寺产作为市有财产收用、拍卖,掀起了一个投变寺产的运动.这次投变寺产运动持续了一年半,曾经在广州引起一场大风波,并间接引发了商团事变.本文就1923、1924年孙科第二次担任广州市长期间投变寺产的活动展开论述,分析这次投变寺产运动的原因、过程、基本政策以及影响.     

《法苑珠林校注》匡补

《法苑珠林》,是唐释道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编成的一部佛教类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此书历来未作认真校点整理。2003年底,由周叔迦、苏晋仁两位先生撰作的《法苑珠林校注》得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实为嘉惠学林之盛事。从总体上看,《校注》校勘精当,注释亦要言不烦,是一项质量较高的古籍整理成果。但是由于《法苑珠林》中所收佛教文献来源复杂,时代亦有先后,加之古人编集类书,又有随意更改的通病,故错讹之处不少,要一一厘正,绝非易事。且佛教文献中,不仅多佛教术语、外来译语,又较多当时口语、俗语,若不明于此,断句标点亦易致误。本文就奉读该书过程中发现之20条校点可商之处,略加考辩,敷衍成文．就正于方家。     

袁宏道《潇碧堂集》作品系年订疑

袁宏道《潇碧堂集》作品系年至少存在两种问题:一是系年错误。以钱伯城先生《袁宏道集笺校》为例,出现此类问题的有九十篇之多。二是系年疑而未定。钱笺和任访秋《袁中郎年谱》涉及《潇碧堂集》作品系年皆有数十篇未能定其具体作年。本文对后者作了考订,从而解决了袁宏道诗文系年方面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东汉镇墓文考述

镇墓文是指东汉中后期出现的用朱砂写在镇墓陶瓶陶罐上的解殃文辞,目的主要是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为地下死者解适祛过,免再受罚作之苦;同时也是为了隔绝死者与其在世亲人的关系,使之不得侵扰牵连生人。对东汉镇墓文的数量、著录、内容、功能、书体及其与早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从官品到俸秩:关于唐五代县之等第的考察

唐代县的等第,以户口、官品、俸秩、迁转次序等不同的标准看,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八等、十等诸说。从历时性而言,县等是不断增多的,由前期的六等逐渐发展到后期的十等,只是天宝时曾一度事实上取消下县,稍显波折。而望、紧、次赤、次畿县的出现,均与户口多寡无直接关系,更多地体现出“资地美恶”的特征。其中“次赤县”的问题尤其复杂,因其牵涉“赤县”的广义和狭义问题,综合分析,次赤县制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不晚于唐德宗初年,很可能最迟代宗初期已经产生。而代宗末年至德宗前期形成的俸秩,对唐后期乃至五代的县之等第,也有新的影响。五代皆以户口多少定县的等第,只是不同王朝有不同的标准,繁简不一。通观唐五代县之等第,总体上呈现出从官品本位到以俸秩为准的演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