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政区调整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路径--以20世纪50年代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设置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民族为名称的各层级自治区非均衡地建立,致使政府在已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与尚未建立区域自治的民族地区执行经济政策时出现偏差,经济政策偏差产生的优惠差异引发了都安瑶族群众谋求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为了解决瑶族谋求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在采取经济政策调整和相应政治措施调整无果之后,为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政府继而采取政区调整的方式,通过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的探索,最大限度地将瑶族纳入瑶族自治县内。最终,通过政区调整满足了少数民族对民族区域自治的需求,实现了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和解与社会稳定。     

河南焦作聂村商代晚期墓地人骨研究

通过对河南焦作聂村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观察、测量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聂村商代晚期墓地所出人骨的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中年期,颅骨种族特征与古中原类型的殷墟中小墓(2)组最近似,成年男性居民平均身高为165.41厘米。在聂村商代晚期人骨上还发现筛状眶与多孔性骨肥厚、骨性关节炎等骨骼病理,两性在龋病患齿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姚孝经砖文》性质简说

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的《姚孝经砖文》所记为冢地买卖之事, 当归入买地券类。但学界未能审查,而以其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东汉墓志”, 以至以讹传讹, 误人视听。本文则对《姚孝经砖文》的内容重新进行简释,并对学界的误说予以订正。     

银元主币流通与上海洋厘行市的更替

墨西哥鹰洋成为近代中国流通最广的银元主币,历时长达60余年之久。1914年后开铸的袁世凯像新币,逐渐取代鹰洋成为流通中的主币。上海钱业公所和其后的上海钱业公会深谙流通中主币的消长变化态势,审时度势,先后于1915年和1919年取消龙洋和鹰洋行市。鹰洋行市的取消进一步促使国币通行成为主币,使货币兑换市场逐步走向统一,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同时也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货币统一化进程。     

《河南通史》评议

《河南通史》是河南省“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成果,填补了河南地区没有地方通史的空白。该书在研究特色上有自己的特点和优长之处,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既在全国整体中写河南,又注意突出河南地方特色;注重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资料翔实,既广泛运用典型的正史资料,又充分使用方志资料,并重视使用考古资料,实现了考古与文献资料的结合;注意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观点多有创新。不足之处是,某些观点还有可商榷之处,各卷之间的布局不够均衡,某些部分显得单薄。     

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

帮会工作一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政策策略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战时期华中地区帮会林立,它们既是新四军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同时又存在被日军收买充当汉奸,或为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充当反共急先锋的现实危险.因此,争取帮会大部分成员积极参加抗日,便成为华中新四军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中共领导下,华中新四军不仅提出和制定了正确的争取、利用和改造帮会的政策和策略,而且还有效地实施了这一政策,使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从而为抗日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日本的海权观及其海洋领土争端——一种建构主义的尝试分析

东北亚国家对于海洋权益的认知渐进深入,以及地缘政治实况和国家实力消长等,构成了社会意识与物质力量变迁的合力,加剧了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海洋领土争端这一社会情势。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为上述实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尝试、分析框架与消解困境的方案补充。东北亚海洋领土争端困境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利用预留的政治空间。     

六朝碑刻词语考释

汉魏六朝石刻语料数量丰富。而且极具时代特色。在词汇研究上意义重大。考释其中的词语,有利于碑的疏通理解,可以弥补辞书用例的漏缺,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甚至全面认识这一时期语言的全貌也有积极的作用。本选取汉魏六朝石刻若干词条,采用排比例证、词义溯源、结构分析等方法进行考释,希望能对前贤或辞书的成说有所补正。     

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

蒋大椿先生提出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史上．是一种全新理论形态的历史观。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还是对于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评论者悬置客观实在的现实社会和历史,沉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加上评论者和蒋大椿先生之间在探索的问题、言说的平台和所处思想时段等方面的差距,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发现蒋先生的真问题和《思潮与发展》一文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综览目前公开的评论,只能说这是一场极不相称的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之间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