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

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形成一个群体,明中后期的清官循吏数量锐减,成为偶发的个体。但就名气而言,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却明显不如中后期的清官循吏。这主要是因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     

明代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明代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各地区人口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人口分布状况对社会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城镇的发展、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人口过剩和资源紧张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从蠲赈到减赋——明朝灾害政策转变的三个个案

明朝处理灾害政策,在明初曾有明显的转变过程,即从以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赋,逐渐演变为普遍的减赋与减赋后的地方救助。这主要是因为明朝中央集权能力的下降和基层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明初伴随着国家总体政策由重赋向减轻赋税的变化,从而引发其后应灾政策的变化。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汉家尧后"说考论

两汉时期曾有“汉家尧后”一说的流行。此命题旨在证明尧帝是汉家天子的“祖先”,而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的光大。只有从文化背景入手,结合上古的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才能正确把握“汉家尧后”说产生的思想根源。而“绍休圣绪”与刘家实际上“起于巷闾”的矛盾,则是汉朝统治者炮制“汉家尧后”说的直接动机。“汉家尧后”说的产生与王莽篡位阴谋无关,它是汉朝政治需要的产物,最早出自谶纬,文献依据在《左传》中。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简牍所见汉代乡部的建制与职能

简牍资料表明,汉代的乡因辖区和人口分为不同级别,其性质是县政权的分支机构;乡佐、游徼与乡有秩、啬夫并非是一一对应的辅吏与主吏的关系,而是同属县吏序列,受命县廷行使民政、司法、社会治安、生产管理诸权,征缴赋税,征发徭役,是县政府行使其统治权力的基础,乡官部吏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地方政治运作质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     

东晋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探讨

东晋国家设置的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将军职是都督诸州军事任职的必要条件。东晋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的结合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并且也呈现出复杂性。由于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结合的密切,因此将军职可以体现都督诸州军事的地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都督诸州军事的等级,可以表现国家对都督诸州军事的表扬和惩处。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的密切结合,就使其军事职官的特征更明显了。     

浅谈《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美中不足

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堪称当代一部拾遗补阙、嘉惠学林的目录学著作。该书虽以体例创新,著录宏富,考辨求是见长,但又略显美中不足,诸如重复著录、著录之书归属不一、漏收《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之书的瑕疵,亦复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