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考——以《窦奉高墓志》为中心

前人对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撤治说"和"设治说"。河北省磁县出土的《窦奉高墓志》记载窦氏在北齐时期被授予"邯郸县伯"的爵位,为"设治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民族互嵌视野下的畲族海外移民研究——基于浙南文成侨乡的田野调查

论文以浙南侨乡文成县为田野调查点,基于畲汉民族互嵌的视角,分析了文成畲族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动力机制、发展现状,阐释了侨乡畲族海外移民的时代意义。浙江文成县畲族海外移民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也是文成县侨乡文化强烈辐射和畲族与汉族良性互动的结果。其深层动因则源于文成畲汉民族关系由形式上的互嵌向结构性的互嵌之顺利转型。文成畲族海外移民案例,标志着畲族历史变迁中的时代飞跃,有利于缩小畲汉发展结构性差异和增强畲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对当今畲族乡村振兴和畲汉民族关系发展亦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再论“张昂监造”贡瓷的烧造年代——兼与李放先生商榷

1997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豪猪岭宋代地层发掘出土了一块外底刻有“迪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铭的青瓷瓶底。对这块瓶底刻铭的考证,关系宋代景德镇湖田窑的贡瓷地位与年代问题。本文从这块刻铭瓶底的出土地层及其共存遗物、历史文献中有关张昂的史料记载、宋代官制中关于迪功郎官阶的设置、关于县丞职位的设置等方面对张昂以迪功郎官阶出任浮梁县丞一职的时代展开全面探讨,得出张昂在景德镇监造贡瓷的时代约在北宋政和六年(1116)至重和元年(1119)短短三年之内的结论。     

登封高村壁画墓清理简报

2003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登封市文物局在登封市告成镇高村清理出一座宋墓,墓内壁画保存完好.其中甬道西壁绘制的烙饼图色彩艳丽,为郑州宋墓仅见.     

西汉县级行政首长略论

西汉县令长及其在西汉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问题,在传世文献资料与尹湾汉简的材料中都有反映。如董仲舒言：“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通过分析西汉基层行政,可进一步了解西汉县令长行政类别,行政权限以及县令长与地方王候的微妙关系。     

县域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与剖析--对杭州三县(市)的实证研究

县域旅游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构成了旅游业有力的支撑体系。各县域不同的资源和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决定其旅游发展的不同路径与变迁模式,并且在不同时期推动或阻碍了区域旅游的发展。本文以杭州地区三县(市)为例,通过对三地旅游发展模式特征的比较和评价,进而分析三地旅游发展路径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启示。     

转型期广东省地级市发展的困境与突破重点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密切,而区域发展又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达到。况且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是逐步到位的过程。因此,地级市的发展要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区域管治、改变城市型政区体系、理顺地级市的空间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     

从官品到俸秩:关于唐五代县之等第的考察

唐代县的等第,以户口、官品、俸秩、迁转次序等不同的标准看,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八等、十等诸说。从历时性而言,县等是不断增多的,由前期的六等逐渐发展到后期的十等,只是天宝时曾一度事实上取消下县,稍显波折。而望、紧、次赤、次畿县的出现,均与户口多寡无直接关系,更多地体现出“资地美恶”的特征。其中“次赤县”的问题尤其复杂,因其牵涉“赤县”的广义和狭义问题,综合分析,次赤县制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不晚于唐德宗初年,很可能最迟代宗初期已经产生。而代宗末年至德宗前期形成的俸秩,对唐后期乃至五代的县之等第,也有新的影响。五代皆以户口多少定县的等第,只是不同王朝有不同的标准,繁简不一。通观唐五代县之等第,总体上呈现出从官品本位到以俸秩为准的演变路径。     

1998年鹤壁市、淇县晚商遗址考古调查报告

199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淇县境内和鹤壁市直接管辖区域内的一批晚商遗址进行了调查,以期从考古材料出发,寻找殷都朝歌遗存的线索,为今后围绕朝歌这一期望的目标所进行的考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调查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商周遗址,但没有找到商代朝歌遗址及其切实存在的证据。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