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探析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该政策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出台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的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的前奏。对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揭示它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间的关系。     

论河图洛书与八卦起源

河图洛书,按原始涵义应为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乃伏羲画八卦、夏禹订九畴之象征性原料,非北宋图书学派之所谓黑白点数和异论伪作。伏羲是一种图腾族徽,是在由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发展的一个漫长时代的氏族长的总代表和总象征。结合文物考古中发现的“龙”,足以说明“河图”即是图腾,河图和洛书皆为中华民族的崇拜物。八卦的诞生是先民们经过长期“仰观俯察”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贵州新学——《新学入黔：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与发展》序

近代"新学"的传播一方面与"西学"的挑激与引进有关,一方面也与儒家传统内部变革思想的高涨紧密相联.就"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具体过程而言,无论国家权力系统或地方知识精英,都发挥了主导性的范约作用,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知识格局.严修、李端菜、张之洞、粱启超四人,虽然他们最终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但均一度徘徊或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黔地"新学"的传播,值得以个案的方式认真加以研究.地方精英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在"新学"的传播史上可说是厥功甚伟.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从事讲学科研活动,则标志着地方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阶段.     

范仲淹的“育将观”

北宋康定元年(1040),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挺身纾难,出任延州边帅。面对宋廷"右文抑武"国策所致军事人才匮乏之弊,范仲淹选将以智勇、育将以仁爱,成功地提拔、培养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军事干将。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范仲淹独特的"育将观"。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青海省培养新型农牧民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牧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本文就青海省在新农村新牧区建设中培养新型农牧民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

文章以列表的方式,论述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中存在的6种进士籍贯刊误现象,即: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省内进士县际籍贯互误、进士籍贯标注字误、以俗名标注进士籍贯、以府名标注进士籍贯及以府、县二级标注进士籍贯。文章并较细致地探讨了该书出现这些刊误的原因。     

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

唐宋时期瘴气、瘴病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瘴病主要分布于四川南部泸、黎、戎州一线、长江三峡地区、云贵高原及岭南广西盆地,瘿病主要分布于秦巴山区、川西北山区及长江三峡一带。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察认为,唐宋时期知识阶层经历了对以瘴病为主的地方性疾病由盲目恐惧悲观到不懈地探索及医学应对转变过程,其中对瘴气的地理学认识、瘴病的预防及辩证治疗最有成就,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西南、岭南地区地理复杂性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付瘴病方面士人积极进行移风易俗运动,从根本上倡导文明进步的应对观念行为,不仅对西南、岭南疾病地理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而且在应对以瘴为主的环境疾病,推动西南、岭南地区社会文明进步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