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

科技进步和军事变革互为条件、共同发展。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其根本属性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改变。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更是特定生态系统中人与环境的对立。与以往的战争模式相比,高技术战争看似“人道”,却凸显出人与环境之关系更趋紧张的态势。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战争双方滥用科技带来的破坏,几乎超出了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人类重建家园能力。无论联军还是伊军,都是环境的破坏者,他们连同平民一起又是环境破坏后果的最终承担者。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入手审视高技术战争,使我们看到了现有的战争伦理的局限性。     

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

“雅曼达噶”即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护法神。本文考证了乾隆时期所建的七处皇家“雅曼达噶坛”,分析了神坛的建筑特点与文物陈设状况,理清了这种重要的佛堂模式的特点。同时探讨了清富神坛与西藏寺庙的渊源及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中神灵众多。有一个庞大的神系。乾隆皇帝建七处雅曼达噶坛。说明了清宫廷对保护神大威德的特别崇拜,这种做法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直接影响。由此种神坛之模式可见藏传佛教曾对清代宫廷的文化环境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开埠初期闽浙沿海的海盗活动初探

海盗作为沿海地区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亦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各异.本文主要集中于目前史学界较少涉猎的开埠初期的海盗活动,力图复原历史原貌,探究本期海盗活动的特点和成因,提出鸦片走私贸易是海盗行为盛行的直接诱因,中外双方的联合和先进船只的运用在对海盗的搜剿中起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

帮会工作一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政策策略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战时期华中地区帮会林立,它们既是新四军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同时又存在被日军收买充当汉奸,或为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充当反共急先锋的现实危险.因此,争取帮会大部分成员积极参加抗日,便成为华中新四军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中共领导下,华中新四军不仅提出和制定了正确的争取、利用和改造帮会的政策和策略,而且还有效地实施了这一政策,使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从而为抗日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日本的海权观及其海洋领土争端——一种建构主义的尝试分析

东北亚国家对于海洋权益的认知渐进深入,以及地缘政治实况和国家实力消长等,构成了社会意识与物质力量变迁的合力,加剧了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海洋领土争端这一社会情势。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为上述实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尝试、分析框架与消解困境的方案补充。东北亚海洋领土争端困境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利用预留的政治空间。     

从"宽容"到"严格限制"的转变--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1945-1951)

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初期,英国主张对日本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既要翦除日本对外侵略的威胁,又要复兴日本经济。后期,由于亚洲冷战战略的需要,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开始全面扶植日本;而日本则在美国的帮助下在东南亚寻找经济出路,这与英国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英国政府调整对日经济政策,强调限制日本的经济扩张以维护本国利益。     

日俄战后日本农村的报德运动

幕末为挽救农村的危机而由二宫尊德创立的报德运动,在明治维新后持续的农村疲敝中,由他的弟子一直继承下来。特别是在日俄战后的地方改良运动中,报德运动从自发的民间组织的行为变成了内务省主导下的运动,报德思想也成了地方改良运动的指导理念。     

六朝碑刻词语考释

汉魏六朝石刻语料数量丰富。而且极具时代特色。在词汇研究上意义重大。考释其中的词语,有利于碑的疏通理解,可以弥补辞书用例的漏缺,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甚至全面认识这一时期语言的全貌也有积极的作用。本选取汉魏六朝石刻若干词条,采用排比例证、词义溯源、结构分析等方法进行考释,希望能对前贤或辞书的成说有所补正。     

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

蒋大椿先生提出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史上．是一种全新理论形态的历史观。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还是对于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评论者悬置客观实在的现实社会和历史,沉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加上评论者和蒋大椿先生之间在探索的问题、言说的平台和所处思想时段等方面的差距,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发现蒋先生的真问题和《思潮与发展》一文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综览目前公开的评论,只能说这是一场极不相称的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之间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