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秦斋藏秦铜器铭文选释

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秦有铭青铜器有簋、鼎、盘、盉、(?)、壶、权及多件兵器。其铭文涉及秦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极为重要。本文选取其中10件铜器铭文进行考释,认为:十四年口平匽氏戟作于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311年),器主即四川青川县出土木牍所见的“内史匽”,时任上郡守;二十一年相邦冉戈作于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三十年诏事戈时代有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及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两种可能性,而以前者的可能性为大;三十二年相邦冉戈作于昭襄王三十二年(前275年),该戈内上套一件鸟柲冒(帽),应是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前276年)赵国器物,秦人缴获后继续使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同铭乌柲冒原称鸠杖首,不确;元年上郡假守暨戈作于庄襄王元年(前249年),暨即与白起同时之秦名将王龁;口年相邦吕不韦戈作于秦王政元年至六年间;三件“少府”弋铭文, 则讨论秦宫庭机构少府的职能;咸阳壶铭文讨论了秦的度量衡制度、器物命名及编号习惯。     

从董其昌的题跋看他的书画鉴定

董其昌是晚明的书画大家,他借禅论书画,其书画的理论和鉴定意见,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通过对他的一些书画题跋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题跋作为艺术创作的心得体会,有很多是言前人所未言的创见;但作为书画鉴定的方法和判断,则有不少是错误的。进一步剖析和考订,可以看出,董其昌的鉴定方法往往是命题式的。而支配这种方法的思想,除去禅的外表,仍是晚明占主导地位的阳明心学。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王阳明否定自在世界的存在吗?

王阳明没有否定外部自在世界的存在,他在有关本体论的思想中,是承认外部物质世界自在存在的,他的“心外无物”不是对外部物质世界的判断,而是在强调对象化世界存在的同时,肯定了自在的物质世界的存在。     

《卓氏藻林》辨伪

明人刻书,疏于校雠,且常割裂原文,任意编排,遂使其本多不可据。此陋习早为后世学界所讥。而其时亦有剽窃他人著述而传世者,然具体实例,则还不多见。笔者编目校书之时,发现明卓明卿《卓氏藻林》,实乃剽窃嘉靖间王良枢之《藻林》。故不揣固陋,将此例公之学界,请方家指正。     

王氏父子的训诂思想和方法

清代学者在训诂方面的成就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突出,其科学的训诂思想和方法大略有以下几个方面：实事求是,不尚墨守;因声求义,不限形体;在训诂中辩证地分析词义;主张虚词不可用实义来解释;重视总结训释词义的规律。这些都值得后人借鉴。     

略论王琦《李太白全集》的校勘

清人王琦的《李太白全集》在校勘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王氏校勘方法可归纳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和综合校勘法五种,其校勘虽不无可议之处,但大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旨趣和方法的异同:论钱大昕与王鸣盛的地理考辨

乾嘉学者钱大昕与王鸣盛治学以考据见长,二者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各有特点。钱大昕擅长运用缜密的考辨方法,致力于建置沿革的考证纠谬,成果丰硕。王鸣盛则重视地理考察,贯通古今史事,辨析形势险要,探究地理条件与历代兴亡、战争胜负的关系;同时又以《禹贡》为中心,将儒家经典中的重要篇章纳入地理考辨的范围,反映其学术研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钱大昕与王鸣盛的考证成果及历史分析对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细密考证与归纳、概括的综合分析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王莽与博局

新莽前后博局图式尤为盛行,博局在当时的铜镜、货币,甚至建筑中都能看到。经过图文互证,笔者认为新莽前后博局图式的大量出现和王莽篡汉的政治宣传有着密切联系。而王莽笃好谶纬则是当时博局图式和符命祥瑞叠现的主要原因。     

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之关系考述

李贽《藏书》是一部优秀的史学作品,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其价值不仅脱胎于李贽所处的时代,也源于李贽对前人既有成果的吸收借鉴,其中明中期学者唐顺之学术思想的影响最明显。《藏书》无论在内容、体例还是在思想上,都印有唐顺之《左编》的印记。但在对四书五经、春秋笔法、道统论等诸方面态度上,又表现出与《左编》一定的差异。考之李贽和唐顺之同为王学后学的思想背景,盖两部作品所体现的是涵泳于王学内部不同派别之下的编纂旨趣。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之间的联系及差异,体现了明代中期史学思想的内在发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