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加,为了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搬出外蒙古问题,企图通过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达到保护国民党席位的目的。在策划该计划的过程中,美蒋发生了激烈争吵。经过数轮讨价还价,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从而为外蒙古进入联合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荆州古城勒名砖与"物勒工名"

本在对多年来搜集的26l例散见于荆州现存古城墙上的勒名砖整理、分类的基础上,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勒名砖进行考证说明,并附有列表及典型砖例的实物拓片,还根据实物材料对荆州有砖城以来的筑城史及城砖的“物勒工名”制度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加深对荆州古城的认识。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为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大的献价值。     

《楚辞章句》重言词训释要例阐微

《楚辞章句》是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一部重要训诂作,其对《楚辞》中的大量重言词进行解释时注意运用义训法的多种体例随揭示语词的意义,不为前人的注释材料所制约;同时注意运用各种训诂术语,使释义方式日臻完美,成绩卓,为后世训诂学家所仿效。认识其重言词训释的状况,既有利于今人正确理解《楚辞的》语句,也可从中汲取研究和训释重言词的经验。     

从“■”同“苟”说起

“苟”与“苟”本是两个形、音、义皆不同的字。由于隶定之后,字形相近,而“苟”字又在传世典籍中鲜有用例,故二字混而不别。“”本是“苟”的古文异体,亦被误认为是“苟”的异体,并因此由不同角度讹变出不同的字形。本文力图阐明“苟”、“苟”混而不别及相关异体产生的原因由来。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封建"考论》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谷川道雄与《"封建"考论》作者冯天瑜就此展开对话,取得相近的认识,他们以为,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教条主义产物,不能谓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斯大林规定的"五形态"说出发,是论析中国前近代社会性质的健康起点;尊重马克思的封建观,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正确对待马克思历史学说的首要前提,不应将马克思尖锐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对"封建"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应取古今演绎、东西涵化的正途。在精准概念与真确史实的相互观照中,显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及其与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之间的差异。     

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

中国的大运河一直是炎黄子孙所珍视的文化遗产。近年来的申遗热,更促使学界将大运河纳入世界遗产的范畴之中进行全新的认识与研究,同时国际重要的遗产研究团体也对大运河这一特殊案例给予了多方关注。当前学界对于大运河遗产的特点与价值等重点专题都展开了热烈地探讨,但与世界遗产理论体系并没有充分地接轨。因此,有必要从世界遗产体系中已有的相关文件在对大运河价值评估中产生的问题出发,探索"文化线路"对于大运河特质识别和价值研究的理论指导,从而发掘出对大运河遗产的新认识。     

古代襄樊城市变迁进程的初步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襄樊古城缘起于西周晚期仲山甫封樊,但本文运用最新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后认为,古代襄樊城市的源头为至少西周中期建都于今樊城西北的古邓城,并详细分析了襄樊城市发展史上三座古城邓城、襄阳城、樊城的变迁进程,阐述了古代襄樊城市变迁与政治、军事、地理形势变化的密切关系,从而揭示出古代襄樊城市从"一城独镇"到"双城并雄"、"三城竞秀"、"南城北市"的发展轨迹。     

京郊四村80年:乡民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

20世纪20年代李景汉调查的京郊四村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6～2008年,我们又对京郊四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目的意在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因此,对京郊四村的再研究,不仅续写了村庄的历史,更突显了认识和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价值所在。     

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