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荀悦考察历史的方法

东汉后期著名史学家荀悦的著作《汉纪》和《申鉴》中包含着卓越的史识。这主要表现他把历史看成是发展的,各种制度应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统治者必须随时而变,随机应变。他认为考察历史问题应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将不同的政治主张置于具体历史时空中探讨。他既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从多角度加以探讨,又能考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分析其内在联系。他看到事物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主张通过比较把握事物的共性与个性,认为考察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朦胧地意识到事物内部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人物评价中注意分析其两重性。荀悦的史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赫尔墨斯神像案”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城邦发生的重大事件——赫尔墨斯神像案。在案件真相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修氏将案件和由此案牵扯出的亚西比德渎神案置于雅典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作考察,表述了自己的认识。他的认识反映出从特殊(案件具体内容)到一般(案件性质的判断),又从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过程。修氏对此两案的记载,表明史料能成为史家的证据,史实能被认识最终取决于史家独立的历史思维。这种史学思想的自主性是修氏史学理论的最深刻之处。     

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归国。国民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归国难侨给予了积极的救济。在整个救济归国难侨的过程中,粤、闽、滇、桂等省在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对于归国难侨、侨生以及国内的侨眷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各地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反映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冷战期间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

文章对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西方边疆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冷战期间的边疆理论所反映的是这一历史阶段国家对自身利益界限的理解和认识,其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提高和世界形势变化的结果。     

近代以来新疆艺术述论(1840-1999)

本文把近代以来新疆艺术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对各艺术种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认为新疆艺术和中国政治社会变化密切相关,各阶段的新疆艺术既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深刻地体现着其独具的传统特点;虽然新疆艺术受东、西方文化和艺术潮流的影响,但是此期中国内地艺术的影响深刻而全面。     

"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

文章考察了“五帝”世系和“华夷共祖”思想的具体内容,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影响、意义。认为,《史记》构拟的“五帝”世系和所反映的“华夷共祖”观念,是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和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我国群雄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思想也不曾动摇;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

国民政府初期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的形成期,期间基本形成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体系,实施了一些内容庞杂、缺少系统性的政策,受到政府执政能力、行政效率和政权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都还相当有限。但是,这些管理机制的运行与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实现政治整合和维护领土完整方面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20世纪初叶西藏的日本军事教官矢岛保治郎

矢岛保治郎是20世纪初叶日本入藏者中一个颇具冒险色彩的人物。他曾怀着不同的目的两度入藏,并被西藏地方政府聘请为军事教官,在西藏活动达6年之久,成为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对他入藏经过及其在西藏的活动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藏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对我们认识历史上日本对我国西藏的渗透活动有所裨益。     

论《三国史记》的编撰方法、历史观及史学思想

《三国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借鉴了中国古代史籍的编撰体例和原则,体现曲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编写特点;在历史观上,《三国史记》不仅体现出中国古代史籍中所具有的正统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尊儒崇礼、重民观念等史学思想,还体现了它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