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刺字看宋代军制

刺字是古代肉刑之一,在宋代成为军人和罪犯共有的体貌特征.军人和罪犯在刺字内容和部位上虽有差异,却都被社会主流群体视为贱民.军人的身份与罪犯颇为接近.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募兵制施行的程度值得怀疑.出于兵源补充的需要,宋代强化对军人的身份控制,形成了后世军户的雏形.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日本侵略华中地区的经济根源

华中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占领富庶的华中攫取以战养战的战略物资,控制中国经济枢纽,摧毁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排斥其他国家在华中的资本势力,便成为日本侵略华中的经济根源。日本侵略华中之初,在速战速决战略指导思想下,对华中地区大肆掠夺的同时进行疯狂地破坏和摧残;战争持久化以后,日本加紧对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试图把华中经络成为他们以战养战的经济基地。     

试论许衡的历史思想

许衡从理学的基本命题出发,对社会历史的盛衰原因进行思考,他认识到历史变化的必然性以及盛衰治乱的对立统一关系。许衡将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判断历史盛衰的标准,主张无论君臣都要“以公为心,以爱为心”,并阐明了一系列正君心、求民心的思想。许衡具有鲜明的通变史观,他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总结历史经验,为元朝统治者论证了“行汉法”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许衡论史而求理的思考,对于提高元代历史观的哲学思辨能力十分有益。他的历史思想对于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蒙汉等多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共同提高。     

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 --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作为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的新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史学史表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是历史学者史家主体意识的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论徐州西汉乐舞俑的艺术特色

徐州地区出土的西汉乐舞陶俑,其造型采用大写意手法刻画舞俑的形体、动作、表情,同武俑不仅具有艺术的共性。还有细微的个性特征,生动地表现了汉乐舞艺术的时代风格。     

历代玉器螭纹之异同

战国时期玉器出现螭纹,经过历代发展演变,玉器螭坟活泼瑰丽、变化多姿、精犷奔放。     

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江南地区的圩田大致滥觞于三国之际,迅速发展于两宋,全盛于明清,是我国江南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文章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考察了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历程与特点,研究了江南圩田兴盛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并简要分析了圩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因过渡围垦破坏了江南地区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这便给圩田大大增加了防患水灾的压力;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为政,各地圩田缺乏相互间的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大量构筑圩田,使湖泊面积大为缩小,影响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本地区的生态条件,致使灾害频频发生。此外,围湖特别是废湖以后,使众多的水生资源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五代时期的扬州城考

英藏敦煌文献S.529(V)号《诸山圣迹志》(又名《失名行记》)记载了五代时期的扬州城周里数,为研究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敦煌文献S.529(V)号的记载为依据,利用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论证了五代时期扬州城存在的事实,同时利用该文献对扬州城的规模和城门数进行了探讨。     

五代至元西安城垣范围及建制特点

本文在占有详实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城市历史地理学方法,分析了五代至元时期与西安城(新城)督建者韩建有关的两个问题,探讨了此时期西安城的城垣范围及其建制特点,并揭示出西安城城墙、城门和城角的具体特征,从而全面地揭示了五代至元西安城垣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