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抗日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不屈不挠,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的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敌当前,他们有着同样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怀着同样的爱国心,因此,在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相互救助,手足情深。     

简论曹操对乌桓的征讨及意义

乌桓和袁绍势力的联合是导致曹操征讨乌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如何对待乌桓的问题上,曹操势力内部意见最初并不统一,但曹操最终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出兵乌桓。曹操北征乌桓的胜利,不仅将北疆分立的各政权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对北部地区的统一,而且为整军南下,专力于对付割据江东的孙权,以及亡命南方的刘备等解除了后顾之忧,但更重要的是中断了乌桓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为乌桓人最终融合于汉等其他民族提供了前提。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汉代最高统治者有“皇帝”、“天子”两个正式称号 ,而正式称号的获得是通过即位礼仪来实现的。因此 ,汉代最高统治者即位就存在“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分。“皇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 ,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 ,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     

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

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会是以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机构 ,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既是它产生的主要背景 ,也得益于它的影响与推动。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行政研究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促进了行政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论荀悦的历史认识论

荀悦在前人的基础上 ,对历史认识的目的、方法、思维方式、检验标准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阐明以史为鉴的必要性 ,将历史认识与取鉴资治有机结合起来 ;强调认识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通过区分类例 ,由此及彼 ,知微察著 ,去伪存真 ,获得对历史的理性认识 ;指出应以发展变易的观点审视历史 ,不能墨守成规 ,应当因时立制 ,分析事物时应看到其内部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 ;要求以儒家思想作为考察历史的理论原则 ,将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参验 ,以真实作为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荀悦的历史认识论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

在清末法制改革中,袁世凯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上书请求变革法律,积极推荐修法人才,并参与新法内容的讨论;他极力主张多渠道地造就和选用法律人才;他利用直隶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将法制改革的许多措施在直隶施行,对推动当时中国封建法制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历史事实:史学家建构过去的图景

中外历史哲学界对“历史事实”存在严重的争论,主要问题是关于历史事实的应用范围与含义上的分歧。其实,“历史事实”只能限制在历史认识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而历史事实与史料中的事实也不能等同。从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来看,历史事实依历史学家的存在而存在,“历史事实”是史学家建立的关于过去的图景,是一个关于过去历史实际的知识体系。     

从刺字看宋代军制

刺字是古代肉刑之一,在宋代成为军人和罪犯共有的体貌特征.军人和罪犯在刺字内容和部位上虽有差异,却都被社会主流群体视为贱民.军人的身份与罪犯颇为接近.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募兵制施行的程度值得怀疑.出于兵源补充的需要,宋代强化对军人的身份控制,形成了后世军户的雏形.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