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背景环境及其保护

伴随文化遗产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其周围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环境构成文化遗产的背景环境,应该加以妥善的保护。紫禁城的背景环境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明清北京城的整体格局是它的骨架,传统城市设计与建筑和前人对北京地区自然环境的开发成果构成它的美学和景观特色,众多文物古迹是其中的重点元素。北京城市性质发生革命突变以后,在城市规划上的缺陷造成紫禁城背景环境的改变与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确定和故宫缓冲区的建立,将净化和恢复紫禁城背景环境。     

关于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基址规模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建筑群基址规模这一概念出发,对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探讨,既注意到建筑群基址规模随时代发展而逐渐缩小的趋势,也注意到建筑群基址规模可能是一个规制性的问题,即在大约相近的时代,同等级别的建筑群,如宫殿建筑群,其基址规模也是大体相当的。而同一时期建筑群中,等级较高的,其基址规模也比较大,因而,基址规模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不可替代的等级符号性建筑要素。从这一概念出发,本文对《周礼·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做了分析,得出了更为接近古人记载的王城规划图式,并依据文献史料,发现金中都宫殿、元大都宫殿、明中都宫殿,甚至明南京圜丘坛,都采用了周回9里30步的基址规模尺度,此后的明南京、明清北京又沿袭了明中都宫殿的基址规模。而这一规制可以上溯到宋西京洛阳宫殿、宋汴梁金明池琼林苑,乃至隋唐洛阳宫城、北魏洛阳宫城的基址周回长度和基址面积规模。     

从朝鲜时代的宫中仪礼看遮日的功能和特性——以19世纪以后宫中宴享为中心

朝鲜时代宫中举行仪礼行事时,经常排设和使用一种名为“遮日”的能够隔断日射和降雨的幕构造设施。作者以19世纪以后宫中宴享为中心分析了遮日的功能与特性,详细探讨了遮日的构成、种类、材料和排设方式等具体特性,并对在宫中仪礼行事的举行地如何使用遮日加以推断性的复原。     

肖像画与相术

本文探讨中国肖像画在造型技术上从易到难,有一个由侧面到斜侧面最后才到正面的发展过程。在解决正面肖像的描绘难题时,曾经借助过相术,即以汉字造型特点对人物面部形象的归类方法和观察方法,从而促进了肖像画的进一步发展。     

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

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表面上看较为复杂,但实际上仍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表现为:卜辞基本守兆,在卜兆上方由内向外契刻,至兆干后再沿兆干外侧下行。由于卜辞字数不同,有的未至兆干即止,有的刻至兆干下方后再内行或外行。此外,相关卜兆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卜甲上卜辞条数的多寡、卜甲上可供刻字的空间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卜辞的行款。了解、掌握花园庄东地卜辞行款与卜兆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王卜辞与其它非王卜辞的行款规律,对深入探讨商代后期的占卜制度也有裨益。     

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再认识

本文在红山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承的条件下,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造型、纹饰、出土情况、结构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结合已有的考古发掘报告,参考了有关的历史文献,从玉神学、玉文化的角度说明了红山文化玉三孔器使用功能为巫师通神的法器,同时对相同和不同的观点都作了分析,进一步阐明此说的合理性。     

《曹真碑》新考

曹真是曹魏名将,《曹真碑》历来为世所重。本文据故宫博物院藏《曹真碑》初拓本补正了故宫藏《曹真碑》实物的部分阙文;又据碑文否定了《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裴注中一条谓曹真本姓秦的注释;并从曹丕临终委托曹真辅政的史实入手深入分析了曹丕与曹真特殊的政治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雨花阁:乾隆朝宫廷佛堂建设主导思想论

乾隆帝崇信藏传佛教,修建了众多的佛堂,本文从雨花阁的修建原由、时间和供奉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雨花阁是清宫的佛堂中心,其供奉虽然遵循佛教经典而陈设供奉,但却渗入了浓厚的皇权思想,包涵了清宫佛堂的两大供奉主题。它揭示了佛堂背后隐藏的乾隆皇帝建设佛堂的主导思想,奠定了众佛堂发展的基调。     

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分期问题试论

历史研究需要进行科学分期,由于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因而分期的标准也不尽相同。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可分为7个时期。1900-1917年为两强凌-弱时期;1917-1931年为三国关系初次变化时期;1931-1945年为战争笼罩三国时期;1945-1949年为三国关系特殊时期;1949-1960年为三国关系再次变化时期;1960-1972年为敌友关系相互转变时期;1972-1991年为三国关系终趋正常时期。     

斯皮内利与1984年《欧洲联盟条约草案》的产生

阿尔蒂诺·斯皮内利是二战后“欧洲联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他为了实现共同体改革,按“宪法方式”推进一体化,积极努力建立联邦式的欧洲联盟。特别是他在欧洲议会组织“鳄鱼集团”,推动欧洲议会制定并在1984年通过《欧洲联盟条约草案》,设计了一个联邦式的欧洲联盟的框架。这个“条约草案”没有付诸实施,但对重新激活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动共同体改革和《单一欧洲法案》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